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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商同时，周学熙还担任了袁世凯的“钱袋子”。1912年，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国库空空如也，周学熙受邀出任财政总长。他跟英、法、美等六国财团洽谈借款事宜，当时国事一日三变，南北貌合神离，以周学熙的手段竟也没有腾挪的空间。在袁世凯的催促下，向英国汇丰、德国德华等五国银行借款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协议》最终达成。这笔贷款以全国盐税为抵押，是财政史上的一大痛事，而且，债券九折出售，八四实收，实际借到不过2100万英镑，再扣除之前的种种垫款600万英镑、各省已借的280万英镑以及革命期间各国损失赔款200万英镑，政府实得竟不过债面的一半，可是，47年的利息却高达4285万英镑。周学熙在这场谈判中百般周旋，受尽折磨，条款公布后更是被国人痛骂卖国，他深以为耻，不久就辞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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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他再度被袁世凯请出担任财政总长。当时，张謇担任农商总长，“南张北周”一同入阁，算是报章上的一件逸事。两人都由官绅而成巨商，但是却因路径不同，而有着完全不同的经济政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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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在创业过程中深受官僚之害，所以他一直认为官方介入企业只会破坏经营自由，与民争利，必然导致企业的失败。他同情在官僚和外商夹缝中艰难生存的民营企业，用“千万死中求一生”来形容私人企业的困境，所以他愿意代表私人资本发出缩减垄断、扩张民营的呼声。他就任农商总长后就发布公告：“从今天开始，凡隶属本部的官办企业全部停办，改由招商承办；但是有一些大宗的实业，比如丝茶机械等，一两家私人公司是无法经营的，但其重要性关乎社会农商业的进步，那么，可由官方先作规划，引起人民的兴趣，然后交给民营承办。”其思路脉络，与日本明治维新的主张基本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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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熙则俨然是官商出身，所从事商业都与政府丝缕相关，颇得其利。所以，与张謇的自由商业主义全然不同的是，他在财税经济等各方面都表现出强烈的国家主义。他提出要“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使各种产业勃兴，大开利源”。他主导规划了十大实业与交通建设项目，包括云南铜矿、延长石油、利国铁矿、漠河金矿、秦皇岛商埠、海塘船坞、口北铁路、各省铁路，沿江一带实行森林法，开设纺织工厂等。这些项目都带有浓厚的中央计划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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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当总长的时候，他谋划在天津办纱厂。他一方面广邀政府中的大员入股，袁世凯的儿子、政府总理、内阁部长及大军阀等多人成为股东；另一方面就是向政府争取种种政策优惠，在取得了税收上的重大减免后，他甚至还提出“在直、鲁、豫三省专办30年”，也就是整个华东地区只能由他老周家独营纺纱厂。此议要得到财政部和农商部的共同批准。周学熙自己就是财政总长，很爽快地盖了“同意”的大印。到了张謇执掌的农商部却卡了壳，这一条硬是被拦了下来，周、张二人一时闹得很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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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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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称帝未遂，身死北京。周学熙失了靠山，以往优惠一一失去，各家实业更是成了军阀们侵蚀争夺的对象。周学熙急流勇退，到1927年已基本退出商界，这时他不过61岁。其后20年，他一直躲在天津三多里的周公馆里当十分低调的寓公。他在家中设了一个师古堂，整天穿着蓝布袍子，以诵读程朱理学打发时光，他甚至反对子孙上新式学堂。临终时他留下《示儿最后语》诗两首，内有“但愿子孙还积德，闭门耕读续家声”。周氏后人再无大商者，他的儿子周叔迦成一代佛学大师，创办中国佛学院，其孙周绍良是著名的红学家和敦煌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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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罕有人知周学熙。他极偶尔会被提及，却是因了一则戏剧“八卦”。1934年，出生于天津的清华大学学生曹禺创作了四幕话剧《雷雨》，因鲜明的反封建主题和浓烈的悲剧色彩而轰动一时，曹禺成了中国最杰出的话剧家之一。《雷雨》的故事地点发生在天津，主人公是个大实业家，名叫周朴园，而其居所就叫“周公馆”，因此很多人猜测该剧讲的就是周学熙家族的故事。一直到很多年后，曹禺才在一篇短文中“澄清”说：“周家是个大家庭，和我家有来往，但与事件毫无关系。我只不过是借用了一下他们在英租界的一幢很大的古老的房子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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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 [:1704096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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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 1905 立宪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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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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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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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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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江苏省咨议局演讲，19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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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激进的年份。朝廷以令人炫目的速度推出了各项变革，涉及政治、社会和财经等诸多方面，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震撼之强早已远远超出百日维新时期提出的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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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1905年的晚清留给后世的悬念正是：为什么变法力度如此之大，而最终还是无法避免帝国的覆灭？覆灭是变革导致的结果，还是变革失败的结果？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经济变革与政治改革的权重各有多大？它们应该如何协调推进？而且，企业家阶层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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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的能量其实已经蓄积了30年，它只是不断地被打断，然后又在内部的争乱与外部的侵辱下，再次更猛烈地集结。它如地火在地表层下愤怒地流淌，一有裂缝，就会不可遏制地喷射出来，造成巨大的、难以控制的动荡。在1905年，三种力量角力中国的态势已经十分明显，一是立宪派，一是革命派，一是摇摆迟疑的朝廷执政者。三者之间的力量消长以及妥协合作，将决定中国的命运。企业家阶层在这时还没有构成一支独立的力量，他们因各自理念、利益诉求的不同，而分别选边投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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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国变后，国民情绪曾经陷入短暂的消极，然后又被极大地激发起来，而刺激点便是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当年2月6日，日本对中国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两国为了争夺在东北的利益，以中国领土为战场，展开了一场大战，清政府竟然以“彼此均系友邦”为理由，宣布“局外中立”。这一仗一直打到1905年5月，以日本战胜结束，这个东亚小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先后战胜人口、国土面积均数十倍于自己的两个大国，真正不可一世，崛起成亚洲最强的现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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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俄战争中，中国东北变成焦土一片，百万国民生灵涂炭，而主政者却无比屈辱地作壁上观，其无耻低能已无以复加，帝国的威严和信用双重破产。在士大夫和知识阶层，民族主义猛然抬头，求变之声不可阻挡。据日本学者市古宙三的计算，在这一年前后，前往日本留学的青年大大增加，人数很快超过万人，费正清称之为“到此时为止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其中不少人成为中国政界、军界、知识界和商界的重量级人物。日本著名教育家松本龟次郎在1927年曾统计说：“今日中国军人中，位居中上将者，有三分之二曾经留学我国。”在国内，一项又一项的变法被提上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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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的内容，主要涉及财经、社会和政治三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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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在财经上的除旧立新显得最为大胆，这一点在后世很少被观察到。因为不涉及政体，所以，晚年的慈禧对财经变革的奏折几乎是“从善如流”。然而，由于缺乏整体性的规划以及国家主义的模式，晚清的经济变革宛如一个怪胎，最终也因为国家资本与民间资本利益链条的崩裂，而直接导致了帝国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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