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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公司的创办人郭乐（1874～1956）、郭泉兄弟也是在澳大利亚开水果铺的。他们跟在马应彪后面亦步亦趋，1908年创办香港永安，10年后也到上海，在先施的对面开出了上海永安。永安经销商品1万多种，其中八成为世界各国的高档商品，号称“统销环球百货”，一时竟有“销金窟”之称。郭乐还挂出了一幅霓虹灯制成的英文标语“Customers are always right”——“顾客永远是对的”，这几乎是“顾客就是上帝”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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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和大新的创办人刘锡基和蔡昌都是先施的旧臣，他们与先施、永安比邻竞争，竟都有后来居上的朝气。新新自行设计、自行装备了上海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广播电台，因电台的房子四周是用玻璃隔断的，俗称“玻璃电台”。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电台最早向全市人民广播这个重要消息并播放革命歌曲。最后出现的大新公司更是咄咄逼人，它楼高十层，营业面积1.7万平方米，是四大百货之冠。蔡昌还率先引进了自动扶梯和冷暖气设备，开张之日，因看热闹的人实在太多，不得不卖票进场以控制人流。大新游乐场布置精巧，内有“天台十六景”，同时开辟京剧、话剧、电影、滑稽、魔术等节目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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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香山老乡在上海滩上做同一份生意，互相竞争起来却毫不留情，也因此留下无数精彩的商战故事。先施原本要盖五层，后听说永安是六层，于是硬是临时加盖了两层。永安也不示弱，当即决定在屋顶加一个“绮云阁”。先施自然咽不下这口气，马上又加盖一个“摩星塔”。有一年，先施推出优惠礼券，为了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冲动，它将香烟、酱油等几类热销商品的价格定得很低，永安就暗中派人拿了现款分批去吃进先施礼券，再以礼券全数购买香烟、酱油，这让先施很是吃了一个大暗亏。1936年，面积最大的大新公司开业之际，先施等三家公司先是联手威胁国货小厂，不得向大新出售产品，否则就集体停止向这些小厂进货，及大新开张之日，又联合举行“春季大减价”，将部分热销商品的价格定得很低。大新则大打薄利多销的广告，它还向厂商定制了独特规格的大新香皂、大新衬衫、大新雪茄，这已是一种很超前的零售模式了。在大新开张一年后，永安盖成了一幢22层的高楼，再次成了群雄中的领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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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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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货四子”争奇斗艳，把一条南京路闹得花枝招展，国际媒体称之为“地球上最世界主义文化的马路”。抗战期间，上海沦为“孤岛”，大批外省豪门大户、地主逃进租界，寻求避难。一时间人口激增，商业畸形繁荣。1945年之后，内战爆发，因国民党政府的治理无能，上海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四大百货商场遭遇抢购潮。到1949年春季，除了永安，其余三家相继撤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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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四大百货公司命运各异。1952年，先施公司大楼由上海时装公司、黄浦区文化馆、东亚饭店等使用，屋顶花园的纳凉晚会很受普通市民的青睐。1993年，先施公司重返南京路，新址在南京东路479号。1956年，永安公司改名为上海第十百货公司，1987年改建后称“华联商厦”。新新公司则从此歇业，原址改为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1953年，大新公司大楼改为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20世纪80年代前，这里一直是全国最大的百货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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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 [:170409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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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 1915 作为抵抗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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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欺负我们，自私是它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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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抵制所有日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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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每个人永远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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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刊登的诗歌，1915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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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立，人人期盼国家重建。但是，政治家们却不做如是想，他们算计的是自己的权力，不同的治国理念很快让脆弱的结盟分崩瓦解。在南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才一个多月，就被迫把职位让给了北京的袁世凯。他承诺去修铁路，可是，国民党不可能改组成“铁路党”，热血沸腾的青年革命党人又怎么甘心集体去当铁路工人？军阀出身的袁世凯更不愿意让人分享权力。在1913年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国民党赢得压倒性胜利，盛传将出任内阁总理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却被暗杀了。很快，国民党在江西宣布“二次革命”，袁世凯的北洋军在战争中获胜。1915年，利令智昏的袁世凯居然想当皇帝。12月，云南首举义旗，南方各省群起响应。这次，北洋军吃了败仗，不得民心的袁世凯不得不于第二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很快在郁郁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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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四年，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北洋军分裂为皖、直、奉三大派系，分别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华北和东北地区。另外，山西、西南又有晋系和滇系、桂系。1917年，还有一个拥护帝制的军阀带着3000名“辫子军”冲入北京城，搞了一出短暂的恢复帝制的闹剧。这年8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结果被皖系军阀段祺瑞打败。在后来的10年时间里，国民党偏据广东一地，卧薪尝胆，一直到1927年才恢复元气，再次宣誓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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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便意味着财富积累的推倒重来，唯有那些善于左右逢源者才能够侥幸留存。在民国初年那样的乱世中，企业家要站稳“正确”的政治立场无疑是困难的。逐利和渴望稳定的职业天性让他们总是想跟强者站在一起，但是最严重的问题却是，到底“谁是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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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这样的风云变幻之中，就连以“调解人”著称、风舵手腕最为高超的虞洽卿也左右盼顾、不知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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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他在报刊上吹捧袁世凯是“世界上第二个、中国第一个华盛顿”。当夜，虞宅就被炸弹炸掉一角，人畜无伤，却是惊吓一场，一封匿名信插在门环上，信云：“贵宅被炸，乃我辈为部下所逼，不得已下毒手。希以后对我党计划勿再破坏，以释前嫌。”虞洽卿哭笑不得。为了不得罪任何一方，这位“大调人”索性庭门大开，所有下台的政客、没了军队的将军、落难的前朝遗臣、破了产的商人，但凡找上门来一律来者无拒，绝不使之失望结怨。市井甚至有传言，凡是县知事一级，他都贷给300元，凡是道台、师长一级，则贷500元，所立字据，均是贷出有日，回收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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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混乱如此，在很多人想来，民生经济一定低迷不堪。但是，现实却又大大出乎人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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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1911年之后的16年间，由于国家一直处在军阀割据及分裂中，这客观上造成了中央集权政府的弱势，是自“五胡乱华”的南北朝以来，1400年间第一次出现“中央真空”。于是，这段时间成了一个绝对自由，而自由又变得十分吓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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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16年中，中国民营经济迎来了一个“黄金年代”，这也是百年中唯一的“黄金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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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国营企业体系基本瓦解，民营公司蓬勃发展，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明星企业家层出不穷，企业家阶层在公共事务上的话语权十分强大。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唐力行在《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中认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就是在这一时期基本奠定的。从经济增长率的数据上看，尽管有不同的统计结果，但是，高速增长是一个不争的共识，国内学者认为工业增长率在1912～1920年间达到13.4％，1921～1922年有一个短暂萧条，1923～1926年为8.7％。美国的经济史学者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G. Rawski）的计算显示，1912～1927年之间的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15％，位于世界各国的领先地位。在百年企业史上，这样的高速成长期只出现了三次，其余两次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和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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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年代”的出现，除了中央集权“真空”的内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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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的欧洲终于需要一场大战来解决所有的恩怨。1914年6月28日，一位19岁的塞尔维亚青年在萨拉热窝刺杀主张吞并塞尔维亚的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德、俄、法、意和英国很快都卷了进去。战争无比惨烈地打了整整四年，一直持续到1918年11月，6500万人参战，1000万人丧生，最终以奥匈帝国解体、德国和意大利战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