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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关于银两、银元与银行券：在我国货币史上，白银自汉代起成为货币金属，实行的是银两制。1910年，清廷颁行《币制条例》，以“元”为货币单位，重量为库平银七钱二分，成色是90％，名为大清银币。1913年，袁世凯政府公布《国币条例》，规定重量七钱二分、成色89％的银元为货币单位，所铸银元因有袁世凯头像而俗称“袁大头”。在这期间的市面上，银元和银两一直并用。全国约有20多家银行拥有发钞权，其发行纸币被称为“银行券”，持券人可随时要求兑换现银。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废两改元”，发行全国统一的铸有孙中山头像的银元，1935年，又实行币制改革，宣布废止银本位，推出全国唯一的纸钞，称为法币。以大米为换算参照，清朝中晚期1两银子价值人民币150～220元左右（2008年）。本书中两、元并用，请读者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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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也有学者对这一结论持有异议。如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认为：“使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机会发展的看法是武断而没有根据的，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下降，使很多工业专案因缺乏所急需的设备不得不延缓，外国投资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之命题并没有实证资料支持。”他的结论，亟待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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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中国银行的前身就是1905年成立的户部银行，1908年改为大清银行，行使中央银行权力，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2月，更名为中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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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交通银行成立于1908年，设立之初是辅佐路、电、邮、航四大要政的资金调度，长期被袁世凯的财政大管家梁士诒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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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到1922年的6月，另外一家官股银行——交通银行也实现了民营化，新选举出的11个董事均为工商业名流，张謇被选为总理。股东会甚至认定军阀盘踞的北京城“非工商之地”，两年后，将总管理处迁到了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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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民国初建时，组党结社成风，各类企业家组织同样如火如荼。据经济史学者虞和平的统计，到1913年底以前成立的全国性企业家组织就有72个，名称中带有“实业”二字的有15个，属于农工商业的有33个，属于交通业的有6个，属于矿业、盐业的各3个，其他的还有12个。仅在1912年，就成立了中华民国实业协会、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民国农业促进会、同仁民生实业会、西北实业协会、全国铁路协会、中华全国矿务联合会、中华民国盐业协会、经济协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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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 胡适创作的《尝试集》是中国第一本白话诗歌集，1919年8月编成，第二年3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面世后，遭到老旧人士的嘲笑讨伐，却大受青年的欢迎，是为“诗体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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⑫ 据研究资料显示，从1918年到1930年，上海工厂罢工次数最多的是两家日本棉纺工厂，内外棉株式会社和日华纺织株式会社，分别为45次和38次。与众多的本土纺织企业相比，日本工厂的工人待遇和生产条件尚略胜一筹，工人罢工显然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倾向。另外一个有说服力的对比是，在这期间，英美烟草公司发生了31次罢工，而同城的南洋烟草只发生了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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⑬ 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更为熟悉的印度思想家是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泰戈尔。他跟甘地有很近似的东方哲学思想，他在诗歌中吟唱道：“当我们极谦卑时，则几近于伟大。”1919年，他支持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主张，第一个拒绝了英国国王授予的骑士头衔。1924年4月，他应梁启超、蔡元培之邀访问中国，引起很大的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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⑭ 早年的毛泽东是地方自治和模范乡村建设的积极倡导者。1919年，他在《湖南教育月刊》第十二期上发表《学生之工作》一文，提出：“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场、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40年后的1958年，他的这一理想终于以“人民公社”的方式得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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⑮ 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于1916年在北京创立，不久，上海也设所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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⑯ 张謇下葬时颇为寂寥，并没有关于他的陪葬品的记录。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8月24日，张謇墓被红卫兵当做“四旧”砸毁，孙女张柔武目睹墓中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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⑰ 毛泽东说的另外三个不能忘记的人分别是，“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化学工业不能忘了范旭东，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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⑱ 自“四·一二”事变后，国共彻底决裂。该年8月1日，朱德、周恩来等人在江西南昌发动“八一”武装起义。9月，毛泽东在湖南、江西边界发动秋收起义，两支队伍会师于江西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武装割据的农村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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⑲ 很多年后，思想家顾准曾对“革命家”有过一个精辟的论述：“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见《顾准日记》1973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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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 第三部1928～1937 国家主义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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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商人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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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梦想，最好都赶快丢掉，这办法也很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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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要紧是要把眼光放大些放远些，更要放平些放低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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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北京演讲，19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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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踵发生的突变，显然大大出乎企业家们的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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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初送钱的时候，上海商界与蒋“约法四章”，即“保护上海工商业，承认并保证偿还北洋政府所欠之债务，款项要分期归还，所支款项由上海银钱业监管，只能用于江苏（当时上海属江苏省管辖）”。蒋以人格担保，一口应诺。可是后来的情形已不是“保护”而是收编、欺诈和勒索了。虞洽卿有16艘轮船被军队征用，数月不见归还也没有支付租金，他只好向戒严司令部总司令白崇禧当面索讨，才把船讨回来。傅宗耀被通缉，他出于宁波同乡的情谊向蒋介石求情，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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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甫在1927年6月11日的日记中，就对蒋介石政府流露出了极度失望的情绪。他将之与暴烈的东北军阀张作霖相比，认定“蒋之政府成立时间尚早，不觉已有七成张作霖之办法”。他所谓的“办法”为：“一，不顾商情，硬向中国银行提款一千万元；二，以党为本位，只知代国民党谋天下，并不以天下为公；三，引用一班无政府之徒扰乱政治”。在财政治理方面，他则抱怨政府只知任用党徒而不信专业人士，“财政等事，古（古应芬）、钱（钱永铭）毫无权柄，全凭张静江，此人为半残废之人，令其主张财政，则前途可想而知矣。如照此办法，不出二三年，江浙又要出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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