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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宋子文的反日、亲英美策略与蒋介石的既定想法显然格格不入，日本人更是对宋子文恨得牙痒痒。据《申报》的报道，1933年8月，宋子文访美返国，海轮在横滨中转，日本政府公开声称他是不受欢迎的人，不让他上岸。他们还想尽办法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一定要把宋子文赶下台。10月25日，就在企业界认购了关税库券的半个多月后，宋子文被迫宣布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的职务，公开理由是“健康不佳”。据胡汉民日后回忆，宋子文在私下对他说：“当财政部长和做蒋介石的狗差不多，从今以后，我要做人不再做狗了。”宋子文辞职后，上海的公债市场再次爆发恐慌，用《时事新报》在当时的报道描述是“垂直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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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企业史上，宋子文是一个左右摇摆和难以定义的人，把他与前朝的盛宣怀放在一起比较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们正是两个时代的官商典范。宋子文对西方的经济制度非常熟悉，有时候表现得很开明，对企业家阶层十分理解和同情，有些西方观察家甚至认为他是国民党中的“资本主义灵魂”⑤。可同时，他又是专制经济制度的执行者，他高超的财政技巧实际上比强盗还有杀伤力。他反对暴力，拒绝用恐怖的方式管理财政，可是同时，他又往往是暴力集团最有效率的合作伙伴。他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爱国者，可同时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把私利摆在任何理性选择的第一位。他善于制定秩序，但他自己则每每置身于秩序之外。他的这些个性在日后将继续清晰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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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用来接替国舅宋子文的，是他的连襟，山西人孔祥熙（1880～1967）。如果说，宋子文当年是因为性格上的怯弱而成了蒋介石的“狗”，那么，这个被称为“哈哈孔”的票商后人则天生是一条“哈哈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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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的英文名是H. H. CONG，所以时人叫他“哈哈孔”。他常以笑面示人，看上去庸庸碌碌，哼哼哈哈，但实际上，他一手抓权，一手抓钱，游走于各派势力之间，实则精明到了骨子里。其敛财才能之高，堪称民国第一人，因此有“无孔不入”的“美誉”。他出生在山西太谷县一个小票商的家庭，自诩是孔子的75代裔孙，早年在基督教会的资助下赴美读书，先后在欧柏林大学和著名的耶鲁大学就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他后来获得欧柏林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头衔，因此也被称为“孔博士”）。1914年，他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与宋氏三姐妹中的大姐宋霭龄结为夫妻，就此攀上高枝。他有天生的经商才干，以他的名字注册的祥记公司长期包销美孚石油在华北的总代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把老家山西所产铁砂出口美国，大获其利。秉承山西票商的传统，他还创办了裕华票号，并投资于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8年3月，他被任命为工商部长。与宋子文和蒋介石若即若离的关系不同，他铁了心死跟蒋介石。当初蒋介石向宋美龄苦追求婚，宋子文和宋庆龄曾表示反对，他则一力撮合。蒋介石被孙科等人赶下台那阵，他辞去部长职务，与之共进退，更是深得蒋介石欢心。1933年4月，他被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辞职后，他旋即接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两职，同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从此，他掌握中国财政金融大权长达11年之久，也是在这期间，他让自己成了全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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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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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对蒋介石可谓亦步亦趋。当上财政部长后，他当即改变了宋子文坚持的反日政策。1934年7月3日，国民政府突然宣布一项大大有利于日本的新税则，一年多前被大幅调高的棉布、鱼类等商品的关税率一律下调，有的甚至还低于之前的水平。此外，国民政府还提高很多中国工业必需、主要由欧美国家提供的商品税率，其中，原棉提高43％，金属产品提高20％～25％，矿石类提高4％～55％，煤油提高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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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简直是一个亲痛仇快、臭不可闻的“狗屎政策”。中国银行研究部在当年的报告中便直率地认定，“这种新税率的根本目的不是发展或保护中国的工业，而是倒退到1933年之前奉行的歧视中国资本并阻挠其发展的方针上去”。在所涉及产业中，以民族资本最为集中的棉纺织业受害尤大，原棉关税的提高造成了中国工厂的采购成本大增，而从日本进口的棉成品则关税大降，这无疑让中国的纺织工业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从数据上看，“九一八”之后，在汹涌的抵制日货运动下，日本进口商品占中国总进口的比例逐年下降，到1933年已降到9.9％，可是在新税率执行后，这一比例竟又在三年后反弹上升到了16.6％。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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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宋子文竭力主张减少军费开支不同——这也是他最让蒋介石恼火不已的地方——孔祥熙则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提出的任何一项财政预算，原本计划投资于经济项目的款项被大量地挪用。台湾学者王业键的观察是，“计划经过调整，首先考虑的是军事目标，强调经济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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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很不同的做法是，孔祥熙把企业家阶层全然排除在决策圈之外。宋子文时期曾经组建过一个40人的中国经济委员会，张公权、虞洽卿等10多位商界领袖受邀担任委员。孔祥熙上任后，这个委员会的决策机制完全变形。《国闻周报》曾经作过一个统计，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3月的半年里，委员会没有开过一次会，而由孔祥熙等五个政府官员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则开了八次会，企业家阶层被完全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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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4年开始，中国经济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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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大的危机都是内外交困的结果，此次也不例外。内因是已经描述过的种种乱世景象，外因却非常奇特，竟然是受了“罗斯福新政”的影响。当时的中国人中知道罗斯福这个美国总统的大概不会超过500人，他却影响了至少5000万人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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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从1929年的“黑色星期四”开始崩塌，其后四年惨不忍睹。1933年4月，富兰克林·D·罗斯福接替焦头烂额的胡佛担任美国总统。他以“看得见的手”推出了众多强势的国家干预政策，包括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使美元贬值40.94％以及加大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等等，把美国经济拉出了泥潭，这就是著名的“罗斯福新政”。新政中很重要的一项是暂时放弃金本位，这直接导致了世界白银市场的价格大涨，白银每盎司价格从1932年的0.27美元上涨到1933年4月的0.45美元，到1935年更升至0.67美元。罗斯福的政策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却“意外”地伤害到了大洋另一端脆弱的中国经济。白银涨价让中国的银元快速增值，直接导致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顿失，商品出口大幅减少，而在国内则诱发了金融和工商业动荡，大量白银外泄、原材料价格跌落、消费市场陷入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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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经济学家刘大钧提供的数据反映了当时的景象：中国商品的净出口从1931年的14.17亿元猛降到1934年的5.35亿元，棉纱出口从1929年的34万担降到1935年的24万担，生丝从42万担降到18万担，茶叶从94万担降到63万担。出口萎缩首先影响到农产品价格，从1931年到1934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农业产值竟下降了47％，农村一片哀鸿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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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危机在中国的金融业和工商业两个领域造成了不同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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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的增值和外流，在短期内竟带来银行业的表面繁荣，特别是占据金融中心地位的上海。全国的白银汹汹流向这里，在此交易并通过走私出境，因公债暴跌而十分低迷的投机生意突然又活跃起来，上海几家主要银行的利润在1934年达到了3120万元的历史纪录，还冒出了11家新银行。当然，这是短期内因投机而造成的虚假繁荣景象。当时就有一个叫漠湮的人在《东方杂志》上撰文评论：“一方面是内地的国民经济不断地衰落，另一方面在城市却出现了人为的繁荣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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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在工业界则呈现得更为直接和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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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里，东北沦丧，华北紧迫，长江中上游又是国共内战不止，对于经营企业的人来说，大半个中国市场已是无可作为。而如今，白银外流造成信贷的空前紧张，外贸萎缩和国内消费市场的委靡更使得生产能力大量放空，在两面夹击之下，全国工厂顿时风声鹤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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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丝业，由于需求减少和丝价降低，上海的丝厂从1931年的107家减少到33家。在面粉业，到1933年10月，上海所有面粉厂全部停止营业，企业主们紧急上书南京政府，要求提高进口面粉的关税，因为政府对日本面粉的低关税造成了民族工业的绝境。在橡胶业，由于价格猛跌，全国30家橡胶厂中有3/5倒闭关门。在商业领域，倒闭风像瘟疫一样扩散，仅上海一地，在1934年就有254家商业企业倒闭，下一年又有469家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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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业是当时中国最大、最重要的制造产业，纺织业资产占全国工业总资本的36％，纺织工人占全国全部工人总数的56％，长三角又是纺织业的中心，全国127家纺织厂中有80家开在这一带。危机到来的时候，它受到的冲击也最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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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7月4日，就在孔祥熙宣布对日有利的新税则的第二天，中国最大的民族纺织企业上海申新总公司公开登报，宣告“搁浅”。荣家兄弟陷入创业以来的最大危机，当时的凶险景象竟与12年前发生在南通张謇身上的那一幕惊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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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两年前，荣家事业还处在巅峰。当时申新纱厂约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纱厂纱锭数的20％，布机数占28％，茂新和福新的面粉厂规模占全国同行业的1/3左右，占上海市的1/2，其旗下企业总数达21家，赫然是当时国内规模第一的民营实业集团。荣宗敬曾很得意地对友人说：“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1933年是他的60岁大寿，在贺寿堂会上，他很兴奋地对济济一堂的宾客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吾今已届六十，纱锭数达到六十万，我还要活到七十岁、八十岁，纱锭要达到七十万、八十万……”堂下，一片欢腾喝彩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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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家事业的迅猛发展靠的是疯狂的举债扩张战略。就在荣宗敬讲那番豪言的时候，申新资产共值6898万银元，而负债达6375万银元，处在一个十分紧绷的状态中。转眼间，市场突变，荣家首当其冲。到1934年初，荣家面粉工厂全面停产，申新各厂也风雨飘摇。荣宗敬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织纱成布，布价仅及纱价，销路不畅，存货山积。”到1934年3月，上海所有银行已无一家肯对荣家放款，连荣氏参股的16家钱庄也关上了大门。荣宗敬一度急得要自杀，陈光甫和宋汉章两人在荣宅陪他一宿，温言相劝，他才算是没有走上绝路。在申新宣告“搁浅”前几天，陈光甫天天都在申新总公司等到深夜一两点。客观而言，荣家之所以会陷入如此大的危机，与荣宗敬的激进做法有很大关系。很多年后，陈光甫评论说：“荣宗敬的申新企业是全国纺织企业中最大的，为了增加银行存款，巩固我们的地位，我们乐意与他合作；而他当时急需资金来更新扩大，自然也希望与我们合作。结果，没有充分调查他的实际需要和个人性格，我们就提供了大笔贷款给他，导致我们资金周转困难，甚至影响了活期存款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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