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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有一个疑惑需要说明，在危机骤然到来的时候，为什么华商纱厂均陷困境，而日商纱厂却会活得不错？除了资本雄厚、技术和管理先进之外，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税负上的差别，这也是荣宗敬等人对政府至为不满的地方之一。学者严中平在《中国棉纺织史稿》中举例说，如果华商纱厂要用进口棉花，每担先得交14～15银元的进口税，当棉花纺成纱后，每担又要交8.5～11.63银元的统一税，这样华厂的生产成本加起来就比日厂每担要贵22～26银元。据他的研究，华厂所承受的税负和利息将近有日本人的5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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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26日，申新七厂被汇丰公开拍卖，果然华厂无人应拍，日本丰田纱厂以225万元一举竞走。消息一见报，顿时掀起轩然大波，国人痛恨日本已久，大有宁可烧掉也不入敌手之慨。第二天，汇丰和日商前来贴接收封条，被工人用高压水龙头冲走。又一天，工会召开救急会议，推举10个代表向政府请愿，表示“厂存与存，厂亡与亡，不惜任何牺牲，誓死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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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实业界再度声援，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海市和南京市的商会、上海总工会等纷纷表示抗议，上海的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更通过决议，“通告全市国货厂商，即日起，对外商银行实行断绝往来，凡吾国上任，各须以身作则，切实履行”。国内各大媒体也连日发表社论，一致反对。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驻沪领事馆出面协调，汇丰被迫同意解除拍卖，荣氏所欠抵押借款延期到1940年底全部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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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家再逃一大劫难。七厂之困缓解，断血之虞犹在。接下来的第三剧，出场的则是一个更强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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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5年4月，国内银行界天地突变——具体情况将在下文细叙——宋子文重新出山，执掌国营化后的中国银行。宋、荣关系一向不错，荣宗敬多次登门求援，甚至写下口吻极其卑微的信函曰：“宗敬有心无力，不能有所主张，请于公暇赐一电话，约定地点与时间，俾得趋前领教，以便遵行。”宋子文诺诺多时，一直不置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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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9月，两人再次面谈，荣宗敬一如既往地大倒苦水，宋子文倾耳听着。突然，他用十分轻描淡写的口气说：“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2000元的开销由我负担。”荣宗敬当场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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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后，宋子文终于拿出拯救计划，这竟是一个比陈公博的办法还要苛刻的方案：中国银行将申新所有九家纱厂全部收下，然后发行企业债券，以新债券还旧债务，所有债务分为营运贷款、不动产抵押借款、银行钱庄无抵押借款、个人储蓄存款和荣家存款五等，依次进行偿还，并内定中国银行总稽核霍宝树为申新总经理。宋子文给出的唯一诱惑是，申新所欠银行和钱庄的借款利息均由1分减为5厘。此案等于把荣家从申新一脚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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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申新“搁浅”以来最大的危机，也是荣氏创业30多年来最凶险的时刻之一。宋子文的政商势力远非陈公博之辈可比，他蓄谋半年，赫一出手，荣家幸存的机会已经渺茫。当时担任荣宗敬助手的是荣德生的大儿子荣伟仁，他在一封信中披露了家族担忧：“政商合办之事，在中国从未做好，且商人无政治能力策应，必至全功尽弃。事关股东血本，生死问题，非努力理争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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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宗敬四处找人说情，竟没有人敢于出面得罪宋子文。时间很快到了1936年2月12日，宋子文在自己的家里召集申新的三家大债权人开会，决定申新的命运。与会五人，分别是浙江兴业银行的徐新六，上海银行的陈光甫，中国银行的宋子文、汪楞伯和霍宝树。这时，荣家兄弟已如盘中之物，颓颓然而任人分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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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时，陈光甫居然称病没有到，替他来的是往来部经理李芸侯。宋子文在桌上特地摆了个大蛋糕，是为庆祝时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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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后，荣家后人对历史学者傅国涌追忆当时情景：会议是下午2点开始的，宋子文叫霍宝树把打印好的整理申新的英文文件逐段念，念一段，问大家有没有意见。最后，李芸侯发言，他讲话有点结巴，但是意见却表达得很清楚：“这个办法，敝行不能同意。”宋子文惊问：“光甫已同意了！”李芸侯说：“这笔款子是我放的，所以归我负责。照这办法，我行肯定要亏本，还望宋董事长大力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李芸侯所谓的亏本，是指申新欠上海银行1200多万元，年息由1分降到5厘，每年要亏至少50万元。宋子文说：“那么如何办呢？中国银行也是同意的。”李芸侯说：“或者把上海银行借给申新的款项转给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是发行银行，问题不大，我们行就承担不了。”众人听了，脸色骤变，宋子文说：“这样就不能再谈下去了。”会议不欢而散，桌上的蛋糕没有人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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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靠着陈光甫的仗义，荣宗敬从宋子文的虎爪下悚然逃生。其后的半年里，申新各厂时开时停，苟延残喘。荣家兄弟如同两个溺水之人，日日拼死扑腾，全靠本能求活。1936年10月1日，荣家与中国、上海两行订立《委托经营签约书》，保住了所有权。到秋天，委靡了两年多的市场终于发生变化，棉花丰收，价格下跌，纱、布价格上扬，市场转暖，停工的申新各厂先后开工，到年底，公司居然扭亏为盈，荣家终于熬出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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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家显然是幸运的，在此次经济危机中，国营事业集团通过接收、控股等手段进入原本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大量轻工业领域，如烟草、面粉、粮食加工等等。仅中国银行一家就控制了15家纱厂，约占华商纱厂锭子总数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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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的某日，“火柴大王”刘鸿生因从事多元化经营而导致资金困难。他向多年交好的宋子文求救：“最近银根越来越紧。我有几笔到期的押款，银行追得很急，希望中国银行接受抵押，帮我渡过难关，您看可以吗？”宋子文冷冷地问：“你用什么作抵押呢？”刘鸿生答：“我全部企业的股票。”宋子文以嘲笑的口吻说：“O. S. 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O. S.”是刘鸿生的英文名字，他日后回忆说，这是他终生最难忘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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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吉尔说国民政府在危机爆发的时候没有对民营企业施以援手，她其实只说出了事实的一半。事实的全部是，政府居然在这种危急情景下，完成了对民营资本集团的致命一击，这是一场十分残忍而精妙的战役，数十年后复盘，仍让观者手心出汗、欷歔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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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5年3月之前，中国金融业的主动权仍牢牢握在私人银行家手中。政府直接控股的银行只有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两家，它们的总资产只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11.7％，其余资产中的九成集中在上海银行同业公会的成员手中。其中，资本最雄厚的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银行的总资产分别为9.75亿元和4.25亿元，占到全国银行总资本的1/3，是中央银行规模的3倍。尽管官股在这两家银行中各有20％的股份，但是经营权仍掌握在私股一边。中国银行的大股东、46岁的总经理张公权俨然是银行业的魁首，他也因此替代虞洽卿成为沪上企业家的新晋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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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公权是百年一出的金融奇才，早在20年前就因领导中国银行脱离袁世凯政府而一战成名。他年富力强、视野开阔，而且很有政治抱负。此时的他不但手拥巨财，而且领导着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办有《中行月刊》等杂志，处处展示出银行家的话语权。他对孔祥熙的赤字财政政策一向不满，经济危机爆发后，他再三呼吁政府应该把财力引导到帮助遭受萧条打击的中国经济上，而不该拿去积压在公债上。他不断在媒体和股东会上发声，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界的金融政策必须彻底改变”，“政府立即停止一切不必要的和浪费的支出，有成效地厉行节约，将储备用于建设，以增加国家的建设”，“投资不应再只是限于商业金融的中心城市，而应该指引到内地地区去”。他的这些言论当然被孔祥熙看成眼中肉刺，必欲拔之而后快。张公权在行动上更是让孔祥熙十分难受。为了表示对中央政策的愤怒，张公权大幅减少公债储备，从1931年12月的7200多万元一下子降到1934年12月的2500多万元，并公开声称要抵制不合理的政府公债。中国银行的资产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23％，几乎四分天下有其一。在它的示范效应下，民营银行对公债的热情大大降低，孔祥熙的赤字政策眼看着难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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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中央银行汉口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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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经济危机最为严峻的时刻，孔祥熙施展合纵连横之术，突袭中国银行。他知道凭一己之力，还很难将张公权击倒，于是暗中联合了两大高手，一是国舅宋子文，一是黑社会老大杜月笙。宋子文在财经界的影响力之大是有目共睹的，他被迫辞职后，不再在政府系统担任职务，而是发起组建了一家名叫“中国建设银”的公司——我们不久就将知晓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什么了。他与孔祥熙的关系很平淡，甚至可以说矛盾重重，不过此次却为了共同的利益又站在了同一战壕中。1935年2月初，孔祥熙与宋子文在汉口开秘密会议，确定了突袭步骤，此案得到蒋介石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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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由杜月笙出面发请柬，邀请上海金融界和实业界的大佬们开会商议应对经济危机的策略。有钱又有枪的杜老大邀约，谁也不敢不给面子。会上，作为政府代表出席的孔祥熙突然抛出一个动议，他建议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组成一个“三行小组”，对陷入绝境的上海工厂给予“尽可能的贷款援助”。此议一出，当然引来实业家们的一致欢迎，他们如同久旱逢雨，一呼啦全站在了孔祥熙那边，杜月笙更是拍桌子大呼叫好。张公权等人甫闻此议，一时间不知如何应对，如果反对，那就将与工厂主们势同对立，如果同意，却不知道孔祥熙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张公权于是提出，贷款是当然的事情，不过要讨论细节，并且，所筹资金应全数贷给工厂。孔祥熙当场一口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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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天后，实业界与金融界再度开会，还是杜月笙主持。为了形成舆论上的压力，孔祥熙这次没有到场，却通过上海发行量最大的《申报》以电报的方式继续倡议成立“三行小组”。此时，宋子文则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等组织中频繁活动，还策动一些中小工厂主组成了中国工商业救济协会，对银行家集团形成了强大的催逼压力。就这样，上海企业家被人为撕裂成实业与金融两个阵营，孔祥熙一时间成了上海经济复苏的“大救星”。3月9日，在他的主持下，各方人士第三次聚会，形成决议，由中国银行牵头组成援助财团，提供500万元的无抵押贷款和1亿元的抵押贷款。3月20日，孔祥熙郑重其事地向中央委员会提交议案，决定发行1亿元的以海关税为保证的公债。张公权、陈光甫等人提出，此项公债必须用于援助实业界的抵押贷款，张公权还迅速开始安排贷款的有关细节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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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如果按这样的逻辑演进，实业界当是最大受益者，银行界尽管承担了金融风险，也是应尽之责任。可是，接下来的峰回路转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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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亿元公债被确定后，3月23日，孔祥熙突然宣布了一条让人瞠目的决定：政府出于管制的需要，要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增发它们的股票，1亿元公债将不再按原来设想的贷给工商业者作救济之用，而是要用来购买两行的股票。孔祥熙给出的理由是，这样可以增加两家银行的信贷能力，以更好地克服萧条时期的困难。他还以财政部的名义，指定了购买金额的分配，其中2500万元和1000万元分别购买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股票，3000万元作为增加中央银行的资本，剩余的3500万元作为弥补政府的欠债，对工商业的直接救济贷款则一分钱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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