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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宗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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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宗耀是“晚清商父”盛宣怀的义子，随着他的投敌，盛家子弟也相继投靠日本人。早在这一年的1月1日，日军就任命盛宣怀的外孙邵式军为“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接收了国民党财政部税务署和江苏省税务局，接印视事。在陆伯鸿被杀、荣宗敬出走之后，盛宣怀的孙婿、台湾银行买办周文瑞成了“上海市民协会”的头脑，周文瑞的亲家尤菊荪则是“协会”的活跃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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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末民初最显赫的商业世家，盛门附逆，成为一件百死难赎的恨事。在八年抗战期间，邵式军成了上海首富。时人记载：“邵逆式军，在伪组织中，由统税局而税务署，联任首长，前后八年，缺最肥，时最久，故拥资亦最富。”盛门仅有的抗日者，是被视为“花花公子”的邵式军胞弟邵洵美。在“孤岛”时期，他以美国妻子项美丽的名义出版了两份宣传抗日的杂志《自由谭》（中文）和《公正评论》（英文），他还秘密翻译出版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Prolonged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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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盛家子弟一起为日本人效力的还有沪上黑社会“三巨头”之一的张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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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沦陷后，青帮老大黄金荣闭门不出，拒绝为日本人做事。杜月笙则公开反日，他在“马当沉船”中表现勇敢，避居香港后，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收集情报和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1940年，他在重庆国民政府的支持下，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的总龙头。“三巨头”中只有张啸林媚日投敌。他主办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的汉奸组织，公开投靠日本。他用日本人拨给的武器弹药，装备手下门徒，专门为日军强征粮食、棉花、煤炭等物资。他仗着关系多、地理熟，因而起了日本人所不能起的作用。他搜集物资的范围日益扩大，甚至从安南（越南）采购煤炭，运到上海，再转销华中一带，从中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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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靠日本人，盛家子弟和张啸林得到的最大好处是全面接管了杜月笙原来的鸦片买卖和赌博业。美国财政代表尼科尔森早在1938年12月底就报告说：“日本人方面，始终要求保证与黑社会势力的长期合作。他们相信，这是保证控制上海外国人地区，即租界地区的最好办法，因为一旦他们得以调动这些黑社会力量，就能制造动乱、逮捕抗日分子和中国政府的代表、攻击中国政府的银行，以及破坏中国货币的稳定……而日本人保障黑社会分子与其合作的唯一武器，便是鸦片和赌博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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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锡文的“大道市政府”成立后的第一号布告就是公开征收鸦片烟税，烟民必须领取执照，执照分为三等，甲等纳税5元，乙等3元，丙等0.6元。傅宗耀当了“上海特别市市长”后，依然如法炮制。邵式军的父亲邵月如与盛宣怀的侄子、苏民银行董事长盛文颐合伙，组建了一个“宏济善堂”，它的职责就是控制上海市场上的鸦片进口和分配，厉行鸦片行和烟民的许可证管理以及负责征收烟税。“宏济善堂”在上海地区直接管辖的鸦片行就有58个，盛文颐还公然在南京的郊外购地种植罂粟。盛门和张啸林贩毒得到了日本人的公开支持，“宏济善堂”内有三名日本人为最高顾问，一个叫北冈的日军上尉甚至直接担任了一个“禁烟分局”的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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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鸦片的产销以及税收成为日占区最大的经济收入。日本在东京成立了“亚洲发展会”，统一领导全亚洲的贩毒行动。日军在“满洲”的长春、奉天（沈阳）、旅顺以及哈尔滨都建立了工厂，日夜生产吗啡、海洛因及可卡因。它还控制了两条国际贩毒通道，一是从土耳其到“满洲”的陆路，二是从日本本土到大连的海路。在整个贩毒体系中，上海“孤岛”是最重要的消费和贸易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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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鸦片的上海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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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在重庆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递交的一份报告中，记录了日占区内毒品产业的繁荣：在苏州，鸦片业是税收的主要来源，据报有500家烟馆；在北平则有314家官方认可的公共鸦片馆；汉口有32家鸦片批发铺、340家鸦片馆以及120家经营鸦片的旅馆，每天向5.5万个烟民销售4000盎司的鸦片；整个南京城内，注册从事毒品销售的贩子多达2400人，其中许多是警察，他们将毒品卖给6万成年人乃至儿童，而这占到南京总人口的1/8。而在广东的某些地区，据说米贩子和毒品贩子的人数比例为1∶3或1∶4。汪精卫伪政府每月可从安徽、浙江和江苏的鸦片销售中征得300万元的税收，占据总税负的1/3，而日本宪兵队和特务机构还可得到300万元的销售分成。据魏斐德的计算，“在1938年，日占区的鸦片销售额占了日本政府总预算收入的28％，足以支付整支侵华军队的军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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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陆伯鸿事件后，政治暗杀一直是“孤岛”上的一种生死方式。那是无比黑暗的岁月，没有一个人的明天是确定会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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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2月被称为“恐怖月”，短短一个月中，租界内发生18件政治凶杀案，死者21人，被打伤10人。2月19日为春节，汪精卫伪政府“外交部长”陈箓被军统特务射杀，两天后，李鸿章的孙子、曾当过轮船招商局董事长的“安徽首富”李国杰也在新闸路寓所被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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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8月，投靠日本人的张啸林被杀。这月11日，张啸林公开接受汪精卫伪政权与日本特务机关联合颁发的“浙江省省长”委任状。三天后，张啸林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张公馆接待客人，正谈得十分热闹时，院子里突然传来贴身保镖林怀部和司机的吵架声，张啸林把身子探出窗口，训斥道：“吵什么！你们活得不耐烦了！”就在这时，林怀部突然抬手就是一枪，子弹从张啸林的嘴里打了进去，又从后脑勺钻出。林怀部打死张啸林后，将手枪往旁边一放，点起一支烟吸着，从容地坐在大门口的一条板凳上，等着法国巡捕房来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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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啸林被杀两个月后，10月10日晚上，“上海特别市市长”傅宗耀在熟睡之际，被人用菜刀砍下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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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年里，傅宗耀一直是国民党特务追杀的第一目标，而主其事者就是杜月笙。日本军部为了保护傅宗耀，专门在虹口圈了一所花园洋房作为他的官邸，家中仆从如云，雇有23名心腹保镖，层层守卫，戒备森严。击杀傅宗耀的，是他最亲信的“两代义仆”朱升源。朱升源是傅宗耀的专职炊事员，从他的父亲开始跟随傅家达数十年之久。杜月笙将之成功策反。10月10日是“双十节”，傅宗耀在虹口“六三花园”设置盛大筵席，招待日本驻沪军政头目、伪市府官员。傅宗耀喝得酩酊大醉，朱升源把他扶回官邸卧室后，用菜刀将之劈死，然后像往常一样，拿了买菜的篮子，从走廊推了自行车，在岗哨的眼皮底下缓缓走出官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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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刺杀傅宗耀、张啸林、林怀部是对汉奸集团的政治震撼，那么，接下来发生的银行互杀案就是一种妄杀无辜的政治恐怖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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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虽退到重庆，但仍在上海留有办事处，对上海的工商金融等业尽其所能地加以管理。1938年，日商与法、意商人均拟在沪设立证券交易所，以图操纵市面。国民政府经济部与财政部电饬上海各同业公会，严厉禁止他们参与其事，同时，会函上海特区法院，指摘这是一种违法行为。在国民政府的干预下，整个“孤岛”时期，上海的各类交易所均未正式恢复营业。重庆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对上海租界的金融管制和渗透，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等坚守上海，法币是最重要的流通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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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5日，南京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带有中央银行性质的“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钞票被称为中储券。汪伪政府限令，江浙沪等八省居民必须在三个月内将法币全部兑换成中储券，其兑换币值为2∶1。这意味着法币一下子被人为贬值了一半，并在沿海诸省彻底出局。1月20日，汪伪政府在外滩15号——原国民党中央银行的旧址成立中储行上海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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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储券的出现让重庆方面万分恼怒，一个叫谢芝庭的银行家据传将出任中储行上海分行行长，军统特务当即把他枪杀在热闹的大都会舞厅，制造了一起轰动一时的血案。国民政府财政部还专门在上海设立“中央特种宣传处”，举办“拒用中储券宣传周”活动。租界当局也支持国民政府，巡捕房出面召集商界开会，如发现使用中储券者，将立即送法院惩处。汪精卫方面当然不甘示弱，派人到中国银行强迫存储，然后与租界方强势交涉。中储券渐渐在市面上开始流通，这时候，重庆方面决定采用更为极端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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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储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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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上午10点半，六名穿着中式长衫的男子走进外滩15号，其中一人直奔二楼的经理办公室。这些人拔出手枪四处乱射，随后扔出四颗自制炸弹，其中两颗爆炸，把大厅的玻璃震碎一大片。一名警卫前来阻击，被当场击毙。双方枪击，从大厅打到门外。下午，军统特务在街头、医院接连打死五个中储行的科长和职员。如此一来，中储行的职员吓得不敢上班，外滩15号前门可罗雀。3月21日，又一名中储行的科长被打死。担任汪伪政权“行政院副院长”、中储行行长的周佛海气急败坏地从南京赶到上海，写下手令：“中、中、交、农（即中国、中央、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一律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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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凌晨，八名汪系特务冲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412弄10号的农民银行职员宿舍，敲门谎称是巡捕房查户口，房门一开就冲进屋子，先是打灭电灯，然后对准正在熟睡的人一阵扫射，当场打死7人，重伤5人，然后扬长而去。几乎同时，另一批特务冲进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96号的中国银行宿舍区，持枪挨家挨户把人们唤起，掳去128人，几小时后再次扑来，又绑走70人。到了一个关押地后，以抽签方式拉出三人，当场枪毙。24日，汪系特务又绑走交通和农民银行的3名职员，再用炸弹袭击中央银行的两个办事处，炸死8人，炸伤36人。这样一来，四大行只好宣布暂停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