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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1365 他写道:“我提出这个主张和当前的趋势是不合的。至少过去几年里,似乎有农业社只搞农业,所以加工性质的生产活动,都要交到其他系统的部门,集中到城镇去做,甚至像砻糠加工这样的事都不准在农业社里进行。在开弦弓村我就看到有个砻谷机,可以把砻糠加工成为养猪的饲料。但是镇上的砻谷厂不准他们这样做,宁可让村里大批砻糠当燃料烧掉。以蚕茧说,烘茧过程也要划归商业部门去做,结果实在不很妙。但是看来国家遭受损失事小,逾越清规却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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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1367 费孝通重申了他在年轻时得出的那个结论:“在我们国内有许多轻工业,并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数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术。以丝绸而论,我请教过不少专家,他们都承认,一定规模的小工厂,可以制出品质很高的生丝,在经济上打算,把加工业放到原料生产地,有着很多便宜。”他更大胆地用数据说明乡村工业的倒退:“总的看来,副业方面现有的水平是没有21年前高了。作一个大约的估计,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而1956年,却不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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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1369 这样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费孝通被指责“在副业上大做攻击共产党的文章”、“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在随后开展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划为著名的大“右派”,在其后的20年中凄惨度日,自称“连一张书桌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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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1371 1978年,费孝通始得平反。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他在1935年所期望的“农村企业”竟成了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他看到家庭工业开始复苏,家庭副业的收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而在吴江一带,乡镇工业遍地开花,甚至跟城里的大工厂争原料、争能源和争市场。1983年底,费孝通写出《小城镇再探索》一文,认为“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苏南模式”。他写道:“从西方工业革命发展的历史经验看,苏南的乡镇工业是不伦不类、难以理解的东西,而从中国农村的家庭经济结构上看去,乡镇工业却是顺乎自然的事情……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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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1376 青年费孝通与开弦弓村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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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1378 1986年,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在一篇新闻报道中看到,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出现了一种有别于苏南模式的民间工业,他当即以76岁的高龄亲赴温州考察。陪同者描述:“费孝通一行在乡镇政府的接待室里听介绍,四周窗子的玻璃是残缺不全的,冷风丝丝吹进,他虽然穿着呢大衣,可清鼻涕仍不由自主地淌下来,双脚也冻得难受,有点坐不住。”不过,在温州看到的景象还是让这个睿智的老人很兴奋。在当时国内,对温州私人经济的批判和讨伐之声不绝于耳,而开明的费孝通则认为,“用割的办法是不能奏效的,割了还会长出来”。他撰写的长篇调研报告《温州行》被广为传播,后来他又提出了“温州模式”的概念。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引人注目的两大成长模式,竟然都出自费孝通之观察,斯人贡献,以此为大。1990年之前,每逢宏观调控,乡镇企业都成被整顿的对象,费孝通一直是最坚定和大声的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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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1380 费孝通长寿,逝于2005年,晚年名满天下。他年轻时英俊清瘦,入中年后则胖硕开朗,能写一手好律诗,做起学术文章来却是妇孺能懂,举重若轻。面对后辈小生,他总是不厌其烦,耐心以对,反复说的一句话正是:“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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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1382 遥想1936年的那个开春,从青年费孝通拄着拐杖,好奇地走进开弦弓村的那一天起,他就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改良主义者。在他看来,“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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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1384 (1) 这样的状况在日占区和国统区同时存在。据张公权在《中国通货膨胀史》中记载,1944年重庆的香烟和玻璃制造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约为战前的57%,而公用事业、机器设备制造业和印刷业劳动者的工资尚不及战前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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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1386 (2) 刺杀汉奸的林怀部和朱升源居然都得生还。林怀部被租界法院判有期徒刑1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奖励给他1万元,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市房管局工作,一直到年迈退休。朱升源则在军统安排下辗转到了重庆,在那里,他领到了5.2万元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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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1391 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 [:1704101052]
1704101392 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 1941 大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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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1394 让无聊的敌机来肆扰吧!我们还是在割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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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1396 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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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1398 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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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1400 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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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1402 ——王芸生:《我们在割稻子》,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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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1404 1941年8月中旬,中国最重要的新闻评论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病重弥留,接替他主持笔政的王芸生在重庆郊区的张宅日夜相陪。在过去的两年多里,陪都重庆几乎都是在空袭的惊恐中度过的。从1939年到1941年,这座山城被日军飞机轰炸了268次,几乎每周平均两次,城市大部被毁,其中1939年5月的两次大轰炸就造成了4400人死于非命。然而,炸弹并没有把中国人炸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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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1406 当日,日机再次对重庆实施日夜不息的“疲劳轰炸”,已奄奄一息的张季鸾对王芸生说:“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王芸生说:“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慰国人打击敌人呢?”言及此处,委靡弥留中的张季鸾忽然拥被而起,呼道:“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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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1411 重庆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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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1413 下面就是王芸生发表于1941年8月19日的新闻名篇《我们在割稻子》:“就在最近的十天晴明而敌机连连来袭之际,我们的农人,在万里田畴间,割下了黄金之稻!……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天气晴朗,敌机尽管来吧,请你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至于今日,割稻子实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三年来的经验,已使重庆人学会怎样在敌机空袭中生活,人们既不曾因空袭而停止呼吸,而许多工业照样在防空洞中从事生产。就拿本报的情形来说,在我们的防空洞内,编辑照常挥笔,工友照常排版,机器照样印报,我们何尝少卖了一份报?话说回来,让无聊的敌机来肆扰吧!我们还是在割稻子,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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