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101360
1704101361
1938年春，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出版《江村经济》——这本书一直到1986年才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它被看做人类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作，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经济生活”的崭新尝试。不过，它的经济学意义从未被发现。因为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尝试在农村培植自己的工业基础，因为这是反大工业的，是可笑的。
1704101362
1704101363
费孝通一直以来被看做一个社会学家，他当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和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而他的观点在经济学界受到关注是从批判开始的。1957年，他重返20多年未归的开弦弓村作调研。在那里，他又从田野里拾回了30年前长出来的那个疑惑：“农民为什么还是那么穷？”他在《重返江村》一文中大胆地设问：“现在土地制度变了，每个农户都拥有了土地，怎么还是缺粮食呢？”他走村串户，盘账计算，得出的结论是：“问题出在副业上。”
1704101364
1704101365
他写道：“我提出这个主张和当前的趋势是不合的。至少过去几年里，似乎有农业社只搞农业，所以加工性质的生产活动，都要交到其他系统的部门，集中到城镇去做，甚至像砻糠加工这样的事都不准在农业社里进行。在开弦弓村我就看到有个砻谷机，可以把砻糠加工成为养猪的饲料。但是镇上的砻谷厂不准他们这样做，宁可让村里大批砻糠当燃料烧掉。以蚕茧说，烘茧过程也要划归商业部门去做，结果实在不很妙。但是看来国家遭受损失事小，逾越清规却事大。”
1704101366
1704101367
费孝通重申了他在年轻时得出的那个结论：“在我们国内有许多轻工业，并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数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术。以丝绸而论，我请教过不少专家，他们都承认，一定规模的小工厂，可以制出品质很高的生丝，在经济上打算，把加工业放到原料生产地，有着很多便宜。”他更大胆地用数据说明乡村工业的倒退：“总的看来，副业方面现有的水平是没有21年前高了。作一个大约的估计，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而1956年，却不到20％。”
1704101368
1704101369
这样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费孝通被指责“在副业上大做攻击共产党的文章”、“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在随后开展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划为著名的大“右派”，在其后的20年中凄惨度日，自称“连一张书桌都没有”。
1704101370
1704101371
1978年，费孝通始得平反。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他在1935年所期望的“农村企业”竟成了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他看到家庭工业开始复苏，家庭副业的收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而在吴江一带，乡镇工业遍地开花，甚至跟城里的大工厂争原料、争能源和争市场。1983年底，费孝通写出《小城镇再探索》一文，认为“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苏南模式”。他写道：“从西方工业革命发展的历史经验看，苏南的乡镇工业是不伦不类、难以理解的东西，而从中国农村的家庭经济结构上看去，乡镇工业却是顺乎自然的事情……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1704101372
1704101373
1704101374
1704101375
1704101376
青年费孝通与开弦弓村儿童
1704101377
1704101378
1986年，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在一篇新闻报道中看到，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出现了一种有别于苏南模式的民间工业，他当即以76岁的高龄亲赴温州考察。陪同者描述：“费孝通一行在乡镇政府的接待室里听介绍，四周窗子的玻璃是残缺不全的，冷风丝丝吹进，他虽然穿着呢大衣，可清鼻涕仍不由自主地淌下来，双脚也冻得难受，有点坐不住。”不过，在温州看到的景象还是让这个睿智的老人很兴奋。在当时国内，对温州私人经济的批判和讨伐之声不绝于耳，而开明的费孝通则认为，“用割的办法是不能奏效的，割了还会长出来”。他撰写的长篇调研报告《温州行》被广为传播，后来他又提出了“温州模式”的概念。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引人注目的两大成长模式，竟然都出自费孝通之观察，斯人贡献，以此为大。1990年之前，每逢宏观调控，乡镇企业都成被整顿的对象，费孝通一直是最坚定和大声的捍卫者。
1704101379
1704101380
费孝通长寿，逝于2005年，晚年名满天下。他年轻时英俊清瘦，入中年后则胖硕开朗，能写一手好律诗，做起学术文章来却是妇孺能懂，举重若轻。面对后辈小生，他总是不厌其烦，耐心以对，反复说的一句话正是：“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
1704101381
1704101382
遥想1936年的那个开春，从青年费孝通拄着拐杖，好奇地走进开弦弓村的那一天起，他就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改良主义者。在他看来，“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
1704101383
1704101384
(1) 这样的状况在日占区和国统区同时存在。据张公权在《中国通货膨胀史》中记载，1944年重庆的香烟和玻璃制造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约为战前的57％，而公用事业、机器设备制造业和印刷业劳动者的工资尚不及战前的40％。
1704101385
1704101386
(2) 刺杀汉奸的林怀部和朱升源居然都得生还。林怀部被租界法院判有期徒刑1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奖励给他1万元，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市房管局工作，一直到年迈退休。朱升源则在军统安排下辗转到了重庆，在那里，他领到了5.2万元奖金。
1704101387
1704101388
1704101389
1704101390
1704101391
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 [:1704101052]
1704101392
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 1941 大后方
1704101393
1704101394
让无聊的敌机来肆扰吧！我们还是在割稻子，
1704101395
1704101396
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
1704101397
1704101398
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
1704101399
1704101400
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
1704101401
1704101402
——王芸生：《我们在割稻子》，1941年
1704101403
1704101404
1941年8月中旬，中国最重要的新闻评论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病重弥留，接替他主持笔政的王芸生在重庆郊区的张宅日夜相陪。在过去的两年多里，陪都重庆几乎都是在空袭的惊恐中度过的。从1939年到1941年，这座山城被日军飞机轰炸了268次，几乎每周平均两次，城市大部被毁，其中1939年5月的两次大轰炸就造成了4400人死于非命。然而，炸弹并没有把中国人炸垮。
1704101405
1704101406
当日，日机再次对重庆实施日夜不息的“疲劳轰炸”，已奄奄一息的张季鸾对王芸生说：“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王芸生说：“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慰国人打击敌人呢？”言及此处，委靡弥留中的张季鸾忽然拥被而起，呼道：“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
1704101407
1704101408
1704101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