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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在世之时，从来没有被称为“企业家”。不过，进入21世纪之后，有学者将他这样的社会活动者定义为“社会企业家”。戴维·伯恩斯坦在《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提出了这个新概念，他认为，相对于“商业企业家”，“社会企业家”是那些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的个体，他们质疑现状、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最后要重建一个更好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既有远大理想又有经营管理才干的晏阳初无疑是“社会企业家”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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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以百龄善终，应验了“仁者寿”的格言。晚年，他的传记作者吴相湘问他：“长者今已有志竟成，但六十多年中是否也有失败的地方？”晏阳初沉吟良久，答：“失则有之，败则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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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回答其实应和了《圣经·雅歌》中的这句话：“爱如死之坚强，沉默里有超越一切的持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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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抗战初期，国民党将领汤恩伯据守河南抗击日军，屡有战功，却也扰民甚重，被河南人并列为“水、旱、蝗、汤”四害之一。因重税暴敛而造成民变的事件在抗战时并不仅见，《剑桥中国史》记载：“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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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战后，很多英属殖民地纷纷谋求独立。1947年6月，英国将印度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地，同年8月15日，印巴分治，印度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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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首都柏林被一分为二。1961年8月，东德政府在分界线上筑起了一道“柏林墙”，它成为冷战最著名的标志。1990年10月3日，德国重新统一，柏林墙被拆除。至此，美苏对抗的时代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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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 [:170410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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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 1945 接收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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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往犹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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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闻日本乞降喜赋》(1)，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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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来得实在是太突然了，似乎所有的人都没有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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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斯凯伦德（Eskelund）的美国记者描述了1945年8月上海的景象：“重庆的军队进城了，欢呼的人群排起了长龙，向抗战的英雄们致敬。海港恢复了活力，飞机在上空盘旋，机声轰鸣，下方则爆竹连连……日本的士兵和平民从大街上消失了，其店铺也多关闭了，他们退出了。使团撤离，他们将要离开，日本人回日本去了。美国小伙子、英国小伙子、上海姑娘们，尽到你们的责任吧！他们确实是这样干的。每个夜总会都挤满了人，美好的生活从黄昏开始，无休无止，谁还顾及宵禁时间？战争取得了胜利，和平可能保持下来！在一个世纪里，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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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蒋介石在庆祝日本投降的宴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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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真的足够了吗？至少在中国不是。即将发生的事实是，混乱的和平仅仅维持了短暂的十个月，紧接着是三年的惨烈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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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看战后中国的经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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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八年里，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在战前，上海是中国唯一的、世界级的工商业大城市，在以它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聚集了绝大部分的华资银行、半数以上的工厂，并承担了超过六成的对外贸易。战后，东北的重工业赫然崛起，南方的广东和香港成为新的贸易和金融中心，由此，“东工西农、南轻北重”的经济格局悄然成型，此局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仍然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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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5年前后，东北是中国乃至亚洲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如我们在之前已经讲述过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张家父子（张作霖、张学良）治理东北的时候，就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形成了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和以粮食加工、纺织、食品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体系。沈阳的兵工厂是唯一的大型军工企业，哈尔滨则是东北亚最大的国际大都市。1928年，以出超实际利益比较，哈尔滨滨江海关已超越上海海关和粤海关，稳坐全国六大海关头把交椅，成为全国最大的面粉生产和出口基地、酒精和啤酒生产基地。张家父子甚至建成了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海空军。自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日本人控制东北，扶持成立了伪满洲国。自此，日本对东北进行了持续的大量投入，将之建成亚洲扩张的“工业发动机”。从1933年到1942年，伪满当局详尽规划了大大小小109个城市的建设。其中，长春是建设最快的大城市之一，它建成亚洲最大的无线电台——新京无线电台，和最大的电影厂——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即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是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抽水马桶、管道煤气和中国第一个规划地铁的城市。1945年，东北铁路里程达到11479公里，为全国铁路总里程的一半。1943年，东北公路总里程近6万公里，而到了1949年，中国含东北在内公路总里程仅为8.09万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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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日本在中国企业投资，1930年为8.9亿美元；1936年为16.29亿美元，其中东北为13.24亿美元，关内为3.05亿美元；1944年日本在华投资达到最高峰时总额达到61.63亿美元，其中东北为52.79亿美元，关内为8.8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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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5年，东北工业规模不仅大于上海地区，甚至还超过日本本土，位居亚洲第一。从沈阳到大连的沈大线两侧工厂烟囱林立，城市连成一片，成为举世闻名的“绵长工业区”，沈阳铁西区被誉为“东方鲁尔”(2)。东北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1943年，东北以占中国1/9的土地和1/10的人口，生产了占全中国49.4％的煤，87.7％的生铁，93％的钢材，93.3％的电，69％的硫酸，60％的苏打灰，66％的水泥，95％的机械，形成了庞大的精细化学、特种钢等当时领先世界的科技企业。据曲晓范在《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一书中的计算，1945年抗战结束时，全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中，东北占85％，台湾占10％，连年内战的其他地区只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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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结束后，东北率先遭遇一场空前的“接收之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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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5年9月到1946年5月，苏联军队把东北的工厂、矿山、电站等物资绝大多数拆运回国。从9月起，其后的7个月间，火车日夜不停，甚至连长春市政府的办公家具都不放过。1945年11月15日前，仅从沈阳每天就有200辆货车开往苏联。到1946年初，沈阳90％以上工厂都成空壳，连门窗都被拆走。东北铁路机车的75％和货车的93％被运走。著名地质学家、吉林人张莘夫在试图阻止苏联工程师运走工厂里的机器时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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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中认定：“当苏军占领东北时，他们拆走了东北地区工厂里大多数可以运输的机械装备。”曾经当过中共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邵式平在1948年5月到12月的日记中记录了他目睹的情况：“大连铁工厂，这是一个最大的机器工厂，可惜破坏得太厉害了。首先是苏联人破坏，搬走了许多好机器。我看这也是一种掠夺行为……去沈阳参观军工厂，该厂系日寇建设的，据说当时有工人万余，日本投降以后，苏联把一部分精造机器运走了……沈阳兵工厂，据说是目前中国第一大兵工厂，现有各种机床七千台，能有效使用的约五千台，较好的都叫苏军运走了……我们参观了沈阳住友工厂，这个厂专做车轮，实际是炼钢、翻砂并做机器、车辆等。机器、厂房都很大很新，但全部机器都被苏军搬走了。真不应该呀！”邵氏在日记中真实秘记这些细节，在当年是十分冒险的事情。据《鞍钢史》记载，日军投降后，鞍钢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从1945年9月下旬起，仅40天，发运货车60列，鞍钢的机器设备就被苏军拆走了2/3，连同其他被运走的物资共达7万余吨，其中以各种关键性的设备损失、破坏最为严重，1957年，当过中共上海市政府第一任财税局局长的顾准去苏联共青城考察时还看到，在一家造船厂和一家机械厂的机床铭牌上，有大量的日文标识，这都是当年从中国东北拆迁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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