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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傅斯年猛烈炮轰宋子文的时候，上海正爆发“黄金风潮”，而孔宋家族也爆出一个天大的丑闻。如前所述，在实行金融开放政策的一年多里，国库的外汇和黄金储备都少了一半，可是，这些财富中的大部分都以曲折的方式进入了孔宋家族的钱库中。在这期间，央行以稳定市场为理由，向市场抛出3.81亿美元，而孔宋家族背景的孚中公司、扬子公司和中国建设银公司竟结汇3.34多亿美元，占了总额的近88％，其中大量用于炒卖黄金和进口奢侈品，抢夺市场暴利。监察院在事后调查的报告书中披露：“关于政府机关申请外汇案件，以当时政院主管外，审核工作既无一定审核机构，又无详细法规，核准时或由政院行文，或由宋前院长个人决定，以便条手谕央行拨售外汇，其未经正式程序，显有未合之处甚多。”宋子文以经济学博士的学养和对英美体制的追捧，当然知道制度设计的重要，可是，他却罔视国纲，以自己的一支笔掏空了半个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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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就在《观察》刊登傅斯年第三篇文章的当日，宋子文在巨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即刻提出辞职。为了平息民愤，在这年秋天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宋子文当场宣布将他在中国建设银的股权全部捐献给政府。当他说出这些股权的价值时，全场大官们还是被吓了一大跳，是1800亿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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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1945年8月之后的中国，是一个让人兴奋而备受煎熬的时刻，正如历史学家陈寅恪在日本投降当日所预感的那样，真正是“喜心题句又成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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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战结束的那一刻起，蒋介石的眼睛就是一直死死地盯着中国西北角那个叫延安的地方，这位坚信“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家即便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放松对共产党的打压。现在，“最后的解决时刻”终于到了，他把军事以外的所有国政都交给了妻兄宋子文，自己则集中精力于这个缠绕了他将近20年的心头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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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延安方面在战后的行动。在上一章节，我们透过杰克·贝尔登和陈嘉庚等人的眼睛看到了一个高效、亲民和简单的新生政权。抗战结束后，毛泽东一方面抓紧军事上的战备，派遣林彪等人赴东北，整编那里的抗日武装，并与苏联红军结成联盟，另一方面则酝酿开始土地改革运动。从1946年起，各解放区开始了以“反奸、清算、减租、减息”为主题的土改运动，直接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分配给失地农民，以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一土改涉及解放区的1.6亿农村人口的利益，它成为广大农民拥护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动因之一。于是，当国民党在城市和农村日渐失去所有社会阶层的支持时，共产党人则从土地改革里赢得了人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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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与国民党和平谈判，举国屏神瞩目。毛泽东以九年前的旧作《沁园春·雪》书赠词人柳亚子，词曰：“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首词豪气冲天，倾倒众生。10月10日，双方签署《双十协定》，承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海内一时欢腾，各城烟花燃放，以为和平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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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美国大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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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烟花终是一个幻觉。就在重庆谈判期间，国共军队已经在河北、山西开打。10月初，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歼灭了阎锡山的3.5万人。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以193个旅、158万兵力，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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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年抗战仅仅结束了十个月后，内战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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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 [:170410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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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 【企业史人物】 孔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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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称宋子文“着实是一百年不遇的怪物”——作为显赫的宋氏家族的长子，曾在哈佛大学接受了最先进的文化教育，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唯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是中国式的。因此傅斯年说：“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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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走开”半年后，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他到任后的第二天就接见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跟他商谈在广东开矿的事宜，接着跟潘宜公司接洽黄埔港的建设工程，决定把海南的铁矿石卖运日本。以他过往的行为来看，实在分不清这些到底是公事还是私事，或者根本就是“公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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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国民党政权的覆灭已成既定事实。1月24日，宋子文辞掉省政府主席之职，逃往香港，6月10日远遁美国。蒋介石到台湾后，多次电催他回台“共济时艰”，他予以拒绝。1952年10月，国民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党内重大整肃案”，开除了一批“不忠贞”的重要党员，名单之中；孔祥熙位居第一，宋子文位居第二。而在三年前中国共产党公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中，排第一的是蒋介石，第二也是宋子文。在国共两份名单中，他居然能同时出现，而且都高列次席，这大概是宋子文式人物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象征性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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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赴美后完全淡出政坛，1958年，他到香港一游，1963年去了一次台湾。据《宋家王朝》记载，宋氏三兄弟在余生“疯狂地从事石油股票、商品期货和新技术交易”。他的女儿冯宋琼颐在2008年的一篇回忆短文中则描写说：“他每天在纽约中央公园散步，午后小憩，与朋友共品美味小吃，观看美式足球，打牌，和外孙们一起捉迷藏。先父既对医学津津乐道，也会为证交所的新上市公司兴奋不已。”1967年，孔祥熙在纽约去世，他没有去参加葬礼。西格雷夫认为：“在晚年岁月里，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感情可言。”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在美国旧金山的友人家中用晚餐，因进食导致窒息、突然摔倒，未等到送至医院抢救就辞世了，时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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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孔祥熙一样，宋子文到底有多少资产，至今是一个谜。《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据说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亚洲华尔街日报》则把他列入人类历史上曾经最富有的50人之一，并认为“20世纪40年代宋子文可能已是全球首富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对宋子文侵吞美援的行径一直耿耿于怀，在接受作家默尔·米采访时，他曾破口骂道：“他们全都是贼，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的38亿美元中，偷了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笔钱，把它投资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资在纽约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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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后人则对此全盘否认，据他们提供的宋子文档案，1940年左右宋子文的财产为200万美元，到1971年宋子文去世时，加上房产等变卖，他的总资产是800万美元，扣除200多万美元税款后，宋子文留给夫人张乐怡的遗产为500多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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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研究宋子文这个“大怪物”，不仅仅好奇于他到底弄走了多少钱，更在于他是一个怎样的“制度性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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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舆论界和经济思想界，对孔宋式人物的批判往往趋于道德化谴责，而很少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杜绝。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事实上，在中西方的哲学传统中，思想家们从来不相信有一种“彻底的恶”。中国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而在西方神学里，魔鬼也是天使出身。康德用“反常的恶意”来描述恶行背后、可理解的动机。因此阿伦特认为，“只有一件事情似乎是可以辨别出来的，我们可以说，彻底的恶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对官商文化以及模式的思考，也必须建立在对经济制度的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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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当过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台湾省省长的吴国桢在《吴国桢的口述回忆》一书中谈及孔宋模式与制度的互动。他说，按照政府的有关法令来说，孔宋的豪门资本所做的一切确实没有问题，一切都是合法的，因为法令本身就是他们自己制定的。比如，当时没有人能得到外汇（因申请外汇需要审查），但他们的人，即孔祥熙的人是控制财政部外汇管理委员会的，所以就能得到外汇。每个人都得先申请进口必要的货物，但他们却有优先进口权，因此，尽管他们的确从中国人民的血汗中发了大财，但一切仍然是合法行为。吴国桢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博士，他的话很平实，却刨到了官商模式的根子——在中国式的贪腐行为中存在两种模式，即“非法性贪腐”与“合法性贪腐”，后者是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因而更隐蔽，并对国家机器构成更大的危害。再以宋家为例，宋子文长期担任官职，而他的两个弟弟宋子良和宋子安则在商界服务，兄弟联手再加上亲信密布，制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块遮羞布或可利用的工具。在1946年3月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有人援引《公务员服务法》中“公务员不得兼营商业或公司银行的董事长总经理”之条款，批评宋子文既是行政院院长，又担任南洋烟草公司、香港广东商业银行及中国建设银公司的董事长。宋子文答：“到我做了官，所有董事长职务都已经辞掉了，所以说我提倡官僚资本，实在不敢当。”而事实上，他把这些职务都让给了他的两个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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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现代的百年企业史上，出现了三个很典型的官商，一是胡雪岩，二是盛宣怀，三是孔宋家族。他们均为当时的“中国首富”，他们的身份亦官亦商，是为“红顶商人”，其财富累积都与他们的公务事业有关。若要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五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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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胡雪岩在资产关系上还是比较清晰的，他的财富大多来自为左宗棠采办军购，在这期间上下其手，暗吃回扣。到了盛宣怀就官商难分了，官股私股交错在一起，用当时人对他的议论便是“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害则归公，利则归己”。而至孔宋一代，则是公开分立，私下自肥，甚至以国家名义收购，以私人身份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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