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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当时财政收入的羸弱，试图用金圆券替代法币的办法来稳定物价和人心，根本就是异想天开的“豪赌”，再加上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节节溃败，改革失败只是时间和方式的问题而已。张公权日后便分析认为：“政府孤注一掷地把它的政治威信和前途押在那次短命的货币改革，即实行金圆券方案上。这只足以说明，政府的政治力量已不复存在，人民对它的信心已扫除净尽，从而加速其最终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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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是国民党系一统内的青年精英拼力拯救政权和经济的最后一战，在操作层面上，它有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最重要的一点是，管制有力而供应不足。蒋经国用口号、冲锋枪和“打老虎”，强制性地压住了物价的上涨，但是，却没有在增加供应上下工夫。而他逼着工厂和商店把商品拿出来销售，事实上转嫁了改革的成本，造成企业家或陷入停产或阳奉阴违。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在自传《我的一个世纪》中描述了她的应对之策：“当时我的办法是，借进金圆券囤积货物，一等金圆券贬值、崩溃，我再将存货卖出少许，就能够还、清欠款。这样决定后，就断然采取冒险挽救锦江的紧急措施，到处拉借友人换来的金圆券，冒险囤货，但又怕别人走漏消息，只好偷偷地将买进足够一年用的存货存放别处，又偷偷在半夜做好两套账目，以防万一税务局查账。”董竹君的做法在当时非常普遍，这显然违规，如果被抓住一定遭到法办，但却让她在大灾害中劫后余生。我们在下一章节即将看到，一年多后，陈毅和陈云在整肃上海时便汲取了蒋经国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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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改革的唯一“建设性后果”，是意外地催促了人民币的诞生。金圆券的滥发导致全国金融市场极不稳定，11月6日，中共冀鲁豫边区下令严禁金圆券的使用与入境，并停止金银自由买卖。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改变各解放区各自发行货币的办法，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它被定名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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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储安平在《观察》上发表社论《一场烂污》，算是给这场荒唐不经的经济改革撰下了墓志铭，他写道：“在全国空前骚动、朝野争战多日之后，政府终于放弃了他那‘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限价政策！……过去一个月真像是一场噩梦！在这一个月里，数以亿计的人民，在身体上、在财产上，都遭受到重大的痛苦和损失。人民已经经历到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可怖的景象。他们不仅早已丧失了人生的理想、创造的活力，以及工作的兴趣，这次，又丧失了他们多年劳动的积储，并更进一步被迫面临死亡。每天在报上读到的，在街上看到的，无不令人气短心伤。饥馑和恐怖、几愤怒和怨恨，笼罩了政府所统治着的土地。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金圆券’。抢购抢购逃卖逃卖，像大洋上的风暴，席卷了整个社会的秩序。抢购是一种‘贞言的反叛’，这是20年来中国人民受尽压迫、欺骗、剥削，在种种一言难尽的苦痛经验中所自发的一种求生自卫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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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来，要以改革币制来解放中国当前的经济危机，本来是个幻想。发行法币的是这个政府，发行金圆券的也是这个政府，这同一个政府，法币的信用既然不能维持，难道金圆券的信用就能维持了吗？有人认为这次的改革币制和最近的放弃限价，都是为了人民。实际上真是如此吗？老实说，无非因为当前的经济情景实在不太像样，有点可怕，假如不改，恐怕政府要站不住了！改吧，改吧，乱七八糟先改它一下，暂时麻醉一下人民；后来弄到全国抢购，乖乖不得了，看上去可能要出什么乱子，威胁政权，所以只好放弃限价。这一切，说得漂亮是解除人民的苦痛，骨子里还不是要安定自己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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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舞厅女招待抗议从业费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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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改革币制时，政府命令人民将平时辛辛苦苦积蓄的一点金钞，一律兑成金圆券；政府只要印刷机器转几转，可是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滚进了政府的腰包里去了。政府拿这些民间的血汗积蓄，去支持他的战乱，使国家所有的一点元气，都送到炮口里轰了出去！上海的老百姓都在回想他们在敌伪时期所经过的一切，日本人管得再凶，也没有弄到连饭都没有吃，连买大便纸也要排队的程度；日本人逼得再紧，也没有把民间的金银收完——就靠这点元气，胜利后各地慢慢恢复各种小工商业的活动。现在呢，一切完了，一切完了，作孽作孽，每一个吃亏的老百姓心底里都在诅咒，有一肚皮眼泪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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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天的梦是过去了，在这七十天中，卖大饼的因为买不到面粉而自杀了，小公务员因为买不到米而自尽了，一个主妇因为米油俱绝而投河了，一个女儿的母亲因为购肉而被枪杀了，还有不知多少悲惨的故事报纸上没有传出来。我相信这些人都是死难瞑目，阴魂不散的。许多良善的小市民，都听从政府的话，将黄金白银美钞兑给了政府，可是曾几何时，现在的金圆券已比‘八一九’时期打了个对折对折了！惨啊！惨啊！冤啊！冤啊！一个只要稍微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熟视无睹，无疚于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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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储安平用决裂般的口吻给出了结论，这既是对金圆券改革的盖棺之论，也是对南京国民政府执政20年来的一次总清算：“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烂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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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储安平所言，国民党在1948年的经济总失败，其实是政治和军事总失败的一部分。那是一个缺乏承诺感的年份。政党对民众、军队对平民，甚至国家对国家，一切关系都显得那么虚伪和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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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对决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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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入秋以来，国共进行了三次具有决定意义的大决战，世称“三大战役”，分别是：9月12日到11月2日的辽沈战役，东北全境解放；11月29日到1949年1月31日的平津战役，华北基本解放；11月6日到1949年1月的淮海战役，长江以北地区基本解放。三大战役，共歼俘国民党军队154.7万人。蒋介石政权大势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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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11日，也就是金圆券改革宣告失败十天后，追随蒋介石20多年的“文胆”陈布雷在日记中写道：“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第二天晚上，陈布雷写下11封遗书，吞服安眠药结束生命。《观察》在评论中写道：“陈布雷敢于在自杀之前，以‘停止戡乱，放弃独裁，绝交孔宋’三事直言相谏，谏之不从，以死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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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死后一个多月，12月17日，是北京大学50周年校庆日和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在南京黄浦路官邸专门设寿宴款待胡氏夫妇。耳热酒酣之间，有人奉蒋介石之意恳请胡适“替政府再做些外援的工作”，胡适当场板下脸来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酒席热情顿时冷到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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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9日，空前惨烈的淮海战役结束，华东战局抵定。14日，解放军用29小时攻下天津，接着和平解放北平。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4月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毛泽东赋诗一首，电传江南前线，最后两句曰：“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5月25日，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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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政权逃遁台湾。他带走了277万两国库黄金和故宫里的大部分国宝，此外还开出一张长长的名单，其中包括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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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很多知识分子选择了留下。以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选出的第一届81位院士为例——他们是当时中国最具标志意义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跟着国民党到台湾去的只有9人，去美国的12人，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达60人，如冯友兰、郭沫若、陈寅恪、李四光、马寅初、梁思成等，占院士总数的74％。后世的台湾史家李敖一言以蔽之，曰：“蒋介石想搬知识分子，但信誉破产，知识分子不跟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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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企业家也选择了留下。卢作孚留下了。荣德生和荣毅仁留下了。刘鸿生留下了。简玉阶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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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北平为北京，定为首都。时年56岁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对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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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世纪40年代的货币泛滥和通货膨胀是十分夸张的。《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一书有过一个统计：若1937年6月（“七七事变”前）的货币发行额为100，1945年8月的发行额就为2.82万，1948年8月为4707万，1949年5月则为14.45万亿；上海的物价指数若1937年6月为100，1945年8月的指数为864万，1948、年8月为5.64亿，1949年5月为36.3亿×100万。国家混乱，无以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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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 [:170410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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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 第五部 1949～1958 沸腾的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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