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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纱布和粮食三战打下来，两陈打出了威风，也牢牢地握住了上海经济的主动权。与此同时，如何恢复经济以及如何管理这座城市的工商业成为新的关注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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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面临的局面十分棘手：上海工业陷入半解体状态，1.2万家工厂中只有1/3维持开工，机器业工厂停工八成以上，面粉业由于北运通路不畅，产量只是内战爆发前的1/10。占上海工业产值74％的轻纺业，既缺原料又无销路，陷于半瘫痪状态。实业家们更是人心惶惶，骑墙观望，谁也不敢扩大再生产。工商矛盾空前激烈，工人视业主为“反动派”，有人甚至认为，应该像土改一样，把工厂的资产直接分发给当家做主的工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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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就在陈云抵沪一周后，上海遭到30年未遇的特大台风袭击，海堤被冲毁，黄浦江江水倒灌，市区受淹，连市政府大厦都水深过膝，大量档案、税票和凭证被水浸毁。在市政大厅里，一个34岁的青年共产党干部带着一群人，用脸盆和木桶把水清倒出去，然后将浸湿的档案一份份地晾晒烘干。与所有身着黄土布军装的同事们不同，他穿着一条吊带裤，这在朴素而农民气质很重的共产党干部中非常刺眼。他叫顾准，是新上任的上海市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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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瘦高个儿、戴一副深度黑框眼镜的上海本地人，他出生在南市区顾家湾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开过一家棉花行。他12岁就进了中国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立信当练习生，在这里一干就是13年，成了一个娴熟的会计学专家，他编写的《银行会计》一书被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出版，并被之江大学、沪江大学聘为会计课教授。顾准于1935年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1940年他离开上海到苏南抗日根据地工作，担任过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山东财政厅厅长等职，上海解放后，他回家乡出任重要的财税局长一职。据当时的上海市民回忆，1949年前后，沪上最出名的共产党干部有三个人，除了陈毅市长之外，一个是公安局局长杨帆，还有一个就是顾准，原因是“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到他们贴出来的治安和征税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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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对投机商人的清算遏制住了通货膨胀的势头，那么，要真正解决经济问题，则有待于实业的恢复，它的难度一点也不逊于前者。顾准采取的办法是“尽快扶植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培养税源，打击偷税漏税不法行动”。他在两年任期内，完成了三项很重要、对全国工商业治理起到了试验性效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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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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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是重建征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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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晚清到国民政府时期，税制管理一直十分混乱，偷逃现象很严重，逃税越多，税率越高；税率提高，逃税更厉害，形成了恶性循环。顾准实行的是“轻税重罚”办法。为了避免大的动荡，他基本上延续了国民政府的税制体系，同时废除了一些民愤很大的苛捐杂税，譬如保卫团费、保安特捐、新兵安家费等，取消了有重复征收性质的11项捐税，此外陆续颁布了开征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等9种地方性税种的暂行办法。由于数年的通货膨胀，工厂的账面资产与实际值发生了严重的背离，为合理征税带来了严重的困扰。10月，顾准公布了一项规定，允许私营企业按当时人民币物价重估全部财产价值，从而改正账面资本额，使之接近实际状况。这个办法一公布，受到实业界和会计界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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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税收的征缴，他借鉴苏联的经验，创造性地设计了财税专管员制度，用他自己的描述是，“全市组织若干个分局，每一个区分局下按地段建立稽征组（后改称税务所），稽征组的每一个税务员专管若干个纳税户”。他对上海的纳税户进行了普查，共查出漏户2.1万个，实得工商纳税户10.78万个，全市设20个区税务局，建立96块专户管理区域。顾准设计的这套税务专管员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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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在上海的征税工作很有成效。1949年5月到12月，全市的财政收入只有498万元，处于严重赤字状态，根据上级命令，上海必须在1950年的第一个季度通过发行公债和征税的办法收上3000万元。顾准采取了严查重罚的手段，他回忆说：“这种逃税处罚和公债征募同时进行，即使确有税法根据，也可以把逃税户弄得破产。于是，上海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工商联、协商会议等大提抗议，一方面也进行非法抵抗——这一两月中，我收到一大堆匿名恐吓信，以致公安局为保护我的安全起见，给我配备了两名警卫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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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所说的抗议者中就包括实业大王刘鸿生。他留在上海的过程颇为曲折，他的第六个儿子刘公诚是共产党员，一直劝告自己的父亲留在上海。1949年4月，就在南京被攻克的日子里，刘鸿生在解放区电台里听到了一则专门针对他的广播：“请刘鸿生先生留在上海，不要走。解放军保证按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保护刘氏所有工矿企业……”当时，刘鸿生的居所已被国民党上海社会局监控，他被强行胁持到香港。上海解放后，刘鸿生父子避开国民党特务监视，深夜乘太古邮轮离港，先是在北京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得到“共产党将保护民族工商业者的私人财产、民族工商业者可以保留过去生活”的承诺，接着回到上海重新管理所有家业。他的回国在全国工商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他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此次，顾准的查账重罚还是让他颇有点吃不消，他直接给陈毅写信发牢骚说，公债买了十几万元，现要交款，还要纳税、补税、发工资，存货卖不动，资金没法周转，干脆把全部企业交给国家算了，办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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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遭到部分商人的抵制，顾准的强制手段还是起到了效果，据《上海市财政税务志》记载，1950年全市的税收收入达到6416万元，比上年增加12.8倍，为舒缓全国财政的紧张作出了重大贡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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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的第二项重要试验，是在中财委的统一指导下，重构了上海的产供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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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私人工商业进行国有化改造，是一个既定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的特征之一，但是，如何改造，从哪里切入，却是一个很有技术性的命题。陈云的思路是，从流通入手，通过垄断生产资料供应和产成品销售的方式对制造业进行控制。从1949年10月起，中财委就着手建立三个全国性的贸易公司：一是全国性的纺织公司，负责纺织原料和产成品的供应与销售；二是全国性的土产公司，负责各地特产的产销；三是将华北贸易总公司改组为11个专业公司，其中以内地调剂为主的有粮食、花纱布、百货、煤铁和盐业；出口为主的有猪鬃、土产、皮毛、油脂、蛋品，此外设立一个进口公司，各专业公司均按经济区划与交通要道在中小城市设立分支公司，资金和干部统一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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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一个重要的原料领域均进行国营化垄断，私人企业均不得从事流通业，违反者被视为“投机倒把”。据曹锦清的研究，江浙一带从1950年4月起，在各县成立供销合作社，统一代理春秋茧的收购业务，私商被禁止向村民收购，从此截断了上海各私营纺织企业的原料供应渠道，迫使它们只能接受国家的加工订货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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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原料供应、产品销售被卡住，再加上金融业的彻底国营化，两头一夹，中间的制造企业自然就无法动弹，成了一块被压扁了的“夹心饼干”，计划经济的宏大构架因此胚胎初成。陈云认为，对流通的控制——包括商品流通和金融流通，“是逐步消灭无政府状态的手段，通过这种办法，把他们夹到社会主义”。这个庞大的商品供销体系一直运作了几十年，它在早期对共和国经济的重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随着时间的延续，其内在的体制障碍也最终成为经济运作低效率的根源。事实上，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流通领域的突围开始的，也即是对这一体系的瓦解，“投机倒把”这个罪名在1997年从《刑法》中取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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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认为，要稳定物价和牵住全国产业的牛鼻子，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也就是纱布、大米和煤炭，其中就工业而言，最受关注的当然就是纺织业。它的产值占到当时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左右，而且在这个领域中，民营资本的力量最为强大。所以，在对全国流通市场实施计划管制的时候，它成为第一个对象。早在9月24日，也就是上海纱布大战前的一个多月，中财委召开了全国棉花收购和调配会议，这是建国后的第一个大宗商品计划调配会议。会议对全国各地当年的棉花种植面积、年成、收获量，各地区公私纱厂纱锭数、粗细锭子的比例、全年需棉量，群众自用及手工纺织全年需棉量，各地区当年收购棉花的具体计划及部署情况，现有收花机构之组织状况及干部数量，私人棉商及小贩收棉花的情况，各地区棉纱棉布全年需要量等情况进行了一一的排查、分析和计划。这样的棉花大会形成了一个每年必定召开的制度。到12月，中财委又组织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粮食会议，新华社对此进行报道的电讯标题是——“中国粮食史上”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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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的粮棉源头被控制住后，各大城市随即建立起相应的计划管理体系，上海的带头效应当然最受关注。顾准很快行动起来，他成立国营的花纱布公司，私营纱厂不得再自购棉花，自销成品，所有产品均实行统购统销。为了与花纱布公司配套，他自下而上建立了大批国营的供销合作社，还把全市的私营运货车全部取缔，新组成了一个上海搬运公司，它成为交通运输局的前身。他在自述中写道，“国营商业控制了重要物资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使得煤炭、建筑材料、粮食等项的私营零售业无法照旧继续下去，国营商业不得不扩大到零售商业范围中去，华东商业部分出一部分力量，组织了几个零售公司，交给上海市管理。以上趋势，还在急速发展，不久就扩大到建筑业范围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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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计泓赓在《荣毅仁传》中的记载，全国性的棉纱统购政策是在私人企业家的参与和配合下制定出来的。1950年底，纺织工业部在北京开会，会议期间，商业部副部长姚依林和全国工商联的沙千里、吴雪之邀请赴京开会的荣毅仁在南河沿全国政协俱乐部吃饭，席间，荣毅仁说自己正在琢磨一个问题，他说：“我正在想，搞工业的最好让他专心搞工业，着眼生产，贸易的事由国家来搞，比如商业部吧，就专门搞商业。”谈着谈着，你一句，我一言，就谈出了一个统购棉花的主张，大家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一时兴起，就喝酒起来，荣毅仁很有酒兴，一杯又一杯地下肚。这次闲谈后的第三天，陈云约见荣毅仁、刘靖基、王志建等五名上海私营棉纱厂的老板们谈话，听取具体的意见。在纺织工业部的会议闭幕式上，陈云说：“工商界人士提出棉纱统购的意见很好，我们赞成。”1951年1月4日，中财委颁布《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凡公私纱厂自纺的棉纱及自织的棉布，均由国营花纱布公司统购。商业部为此规定了棉纱的分配、销售、加工办法，这样，私营棉纱厂的生产就完全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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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一严密而广泛的国营计划管理体系建立起来之后，所谓的纱布大战、粮食大战便成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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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的第三项重要试验，是创造性地驱赶了所有的外资公司。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外资企业显然成了新经济体制的“不适应者”，它们将如何退出是一个广受关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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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用的办法是提高土地使用的税率，把外资公司一一逼走。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做法：“1949年上海接收后，我们利用1945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搞起来的地价税，加重税率，对私有土地按估定地价比例征税，国有土地当然是不征税的。征收地价税，谁都提不出反对理由，可是严格征收的结果，凡是地价昂贵土地上的房产收入，都抵不上应付的地价税。仅仅一年多，即到1950年冬至51年春，许多外国资本家都宁愿把房地产抵交欠税，自己则悄悄溜走了。”他举例说：“上海有名的沙逊(4)把南京路外滩的沙逊大厦（现在的和平饭店）和旧租界的华懋饭店（现在的锦江饭店）抵交欠税后离开了上海。许多外商银行、地产公司、重要洋行，上海才解放时还赖在上海不走，经过1950年春的罚款和一年多的地价税，也纷纷关门溜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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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后总结说：“我们没有采用任何没收政策，却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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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独创的“逼走法”很快被推广到全国各城市，外资企业相继离开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外资企业颇不情愿，但仍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以当时最大的烟草企业英美烟草为例，它的资产通过协定计算的方式被转让给中国政府。根据这一协定，英美烟草的资产价值与其未支付的捐税和债务相等，也就是说，它离开中国的时候，没有带走一台设备。据该公司估算，这一转让在公司账目上损失了5000万英镑。另据美国学者高家龙的计算，在半个多世纪里，英美烟草在中国获利不少于3.8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