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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在金融政策上,公营贷款一般占80%~90%,私营贷款则比重过低,而且还款时间限得过短,资金周转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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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在原料采购、分配上,对私商的限制多。天津私营纱厂采购原棉,花纱布公私只准它买次品的棉花,并限制采购数量。太原私营铁厂需要的钢筋,不允许在市场上自由选购,必须以高价从国营单位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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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问题还包括,不允许遇到困难的私营工厂降低工资,在商品已经滞销的情况下,国营贸易只吐不吞,放弃调节市场的责任,在加工、订货和成品收购上条件苛刻,私商得到的利润低,有时公方还不守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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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说:“华北如此,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这类问题。我们工作中发生的这些缺点、错误,使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疑惑和不安,一些从香港回到上海的资本家,这时有的又跑回香港去了。湘鄂赣和武汉市的工商业者说,你们的贸易公司、合作社一起挤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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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5月20日,刘少奇重申了他的宽容政策。他说:“在今天及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合作社和国家商业是不能完全代替私人商业的。私人商业在相当广大的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大量的商品还要经过商人的手送给消费者和生产者。因此,这些直接间接经过了商人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获得者,就还不能免除或不能完全免除商人的中间剥削。而在目前,企图用国家商业与合作社商业去全部代替私人商业的思想,那就是一种错误的‘左’的思想,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是不可能的,也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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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1950年的秋天,随着朝鲜战事的展开,全国民众一致对外,国内矛盾缓解。这场战争共消耗各种物品560多万吨,开支战费60万亿元,在经济领域产生了刺激生产的强大效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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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政务院颁发了《私营企业管理条例》,这从法律上起到了安定私营工商业者,提高他们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作用。据统计,1950年下半年,上海、武汉、北京、天津等10个大城市私营工商业达3.2万家,是该年第二季度开业户的5.5倍;1951年同1950年相比又增加了11.9%以上,生产总值增加39%,零售总额增加36.6%;私营工业发展也较快,1953年同1952年相比,私营工业的职工增加了8%,总产值增加25%,资金增加10%,利润的增加更是惊人,同比增长达到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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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民众以无比的热情支持抗美援朝,据1952年2月《进步日报》报道,截至1951年底,全国捐款5.02万亿元,折合战斗机3349架。海外华侨的捐助总额超过1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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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土地改革全面展开。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决定从1950年冬季开始,用两年半或三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分期分批地完成土地改革。土改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各地政府派出土改工作团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建立农会,组织农民向地主阶级开展斗争。到1952年底,全国大约有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一些生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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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1年12月开始,一场席卷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它的起因有两个,一是中央对党内腐败的警惕,二是为了增加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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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五反”是两个领域的斗争:“三反运动”是在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始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五反”则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始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它们前后跟进,互为勾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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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展开的是“三反”运动,它以打击党内腐败分子为主题,也称“打老虎”。贪污1亿元以上的被叫做“大老虎”,1亿元以下到1000万元的叫做“小老虎”,在一年多时间里,查出大小“老虎”10万多人,贪污总金额6万亿元,其中,判处有期徒刑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死缓和死刑者分别为67人、9人和42人。其中最为轰动的,是在1952年2月公审枪毙了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时年35岁)和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时年37岁)。刘、张两人都是30年代初就入党的老党员,战争期间功勋卓著,建国之后迅速蜕变。据调查,两人共盗用公款171亿元,勾结奸商倒卖钢材,使国家财产损失21亿元,克扣建塘民工的口粮获利22亿元,此外还贪污挥霍了3.7亿元,总计217.7亿元。他们在保定市召开的两万人大会上被公开审判,然后执行枪决。曾有人为“刘张”向毛泽东主席求情,毛主席答,“是要他俩,还是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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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时农民批斗土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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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党内展开“三反”运动后不久,中央又决定在大、中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始“五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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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的目的,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有明确的表述。他说:“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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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49年底发生在上海的三次“经济战役”,是新政权对民间资本的一次战略性反击的话,那么,两年多后的这次“五反”运动则是全面的主动出击。毛泽东在3月指出了运动必须达到的一些具体目的:“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争取中间分子;控制同业工会与工商联合会;解散资本家秘密结社;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追回国家的大部分经济损失;在大中型企业建立党组织。”这充分表明,“五反”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运动,更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是对私人资本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一次“刨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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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期间,上海米厂工人揭发老板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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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报纸对资本家的“五毒”有铺天盖地的报道。据京、津、沪等9大城市被审查的45万多户私营工商业统计,犯有不同程度“五毒”行为的占总户数的76%,其中上海为85%,北京90%。另据抽样调查,天津1807家纳税户中,偷漏税者占82%,上海351家纳税户中,偷漏税者占99%,其偷漏税额一般占应付税款的50%,有的高达80%。一些被披露出来的事实很是让普通公众气愤,如天津40多家私营铁工厂用废料、次料为志愿军制造的17万多把镐、锹,运到前线后,一用就坏,影响了工事修筑。武汉福华药棉厂奸商李寅廷承制志愿军急救包时,把从国家领来的好棉花换成烂棉花,使受伤的志愿军战士致残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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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动中,各地纷纷采取了清算大会、批斗大会等形式,普遍出现给资本家戴“高帽子”和进行体罚的现象。薄一波记录说:“有些工厂商店的工人、店员在诉苦中大声痛哭,检查队女同志亦跟着流泪,群情激奋,和日本投降后华东农民诉苦复仇运动的情形有些相像。经过诉苦后,一个工厂一个商店的统一战线即可形成,即可迅即转入‘五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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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档案中有一份上海市的总结报告显示,当时投入运动的上海职工达72万人,占私营企业职工总数的96%,它还较详细地记录了“五反”运动的具体做法。一是从诉苦运动着手,充分发动群众,这种激发阶级对立的做法在农村的土地改革中屡试不爽;二是争取高级职员是取得胜利的关键,“这些人平时媚上欺下,手面亦不干净,是突破重点与取胜关键”;三是“对资本家充分利用矛盾,多方实行分化。上海的资本家虽颇狡猾,但因损人利己的天性,往往矛盾重重,同行之间,股东之间,帮派之间,当权与不当权之间,甚至夫妻、父子、兄弟之间,均有不少矛盾。只要高度运用机动灵活的策略,实行分化,则往往容易攻破”;四是利用资本家的子女,他们不少是党员、团员,可充分利用,进行劝说检举等工作,4月12日这一天,复旦大学就有1146名学生被动员回家进行劝说工作。为了鼓励检举,上海市政府还专门公布规定,“只要店员、职员、工人们积极检举不法资本家巨大非法行为,政府保证这些已归店员、职员、工人的利益,一律仍归自己所有,也不作任何追究与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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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沈阳铁路工人绘制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宣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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