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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顾准被撤职，事前毫无预兆。当时，过于激烈的运动气氛已经影响到了工商业的正常运作。华北地区2月份的税收比1月份减少了一半，天津有4000家私营工商户歇业，影响到40万人生计，西南地区的月税收也减少了一半，百货商店的营业额只有原来的1/3，很多私营工厂停业观望。而震动最大的正是“五毒”最集中的上海，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市委共收到检举材料24万件，200多名企业主被抓，发生48起自杀事件，死亡34人。2月中旬，中央紧急部署，决定在上海暂停发动“五反”运动，县以下的“五反”则推迟到春耕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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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主管全国“三反五反”工作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南下上海指导工作，28日，顾准在电台里作广播讲话。29日，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宣布对八个干部的处分决定，其中一人竟就是顾准。对他的处理决定是：“一贯地存在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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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对自己被突然撤职“感觉十分突然”，日后来看，他被免职的原因有两条，一是他的“依法征税”政策不被采纳，二是“不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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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财税局长期间，会计师出身的顾准一直试图建立依法征税的体制。他主张依照税法所规定的税率查账征收，强调“依率计征，控制计算”，不同意用运动的方式来征税。他在自己主管的上海《税务通讯》中连续发表论文，对此进行论证和阐述。他的这些想法和做法，被认为是保守的。43年后，经济学家戴园晨在一篇关于顾准的纪念文章中说：“这种依法还是不依法的争论，当时以顾准去职告终，而今，税收负担的随意性仍是经济工作的陋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不服用”。顾准的办事能力和学养有目共睹，可是他的知识分子气质却让人讨厌。据他的弟弟陈敏之回忆，有一位大区负责人曾说，“像顾准这样的干部，我们这个大区内一个也找不到”，同时他又说，“如果顾准再不听说，饭也不给他吃”。1959年，陈敏之在一次会议上遇到陈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介绍说，“这是顾准的兄弟”，接着他说，“顾准就是不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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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被撤职后，连降数级，先是到筹建中的华东建筑工程部当了办公室主任，接着调至新成立的建筑工业部当财务司司长，随即再下放到洛阳工程局当副局长，1955年，又被送进中央党校的普通班学习一年。正是在这样的颠沛流离中，一个精神独立的伟大思想家诞生了。在共和国历史上，顾准成为严肃反思计划经济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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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顾准在上海被排挤是发生在地方的一次理念分歧，那么，到1952年秋，在中央层面也出现了第一次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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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就在“三反五反”运动接近尾声的时候，中财委在薄一波的主持下，研究修正税制的问题。他召集各大区财政部长开会，还听取了工商界人士的意见。经过三个月的酝酿，12月31日，《人民日报》颁发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并配发社论，决定于1953年1月1日起实行新的税制。新税制的两个目的一是保税，一是简化税制。在实施办法上，新税制取消了对国营企业的部分优惠，譬如，规定工业企业从生产、批发到零售要缴纳三道营业税，改变过去“相互拨贷不视为营业行为，不课征税”的做法，取消了对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八折的优待，取消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的规定。在批发环节的征税上，也改变了过去“只征私商，不征国营”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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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新税制改革中，最引起社会关注的是《人民日报》社论中出现的一句话：“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正是这八个字掀起了惊天的波澜。薄一波回忆说，社论原稿中写的是“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都要按照修改的税制纳税”。他在修改时，简化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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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通告》颁发十天后，1月9日，山东省有干部联名上书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两天后，北京市委也写信反映类似情况，接着各大区、省市财委也纷纷开始写信打电报。1月15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指出：“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2月10日，毛泽东的批评口吻更为严厉，他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薄一波回忆说：“当时听起来，不免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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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税制改革被强行中止，薄一波受到处分。不过，半年后财政部却坚持认为“新税制确实起到了保税、增税的作用”，根据它提供的数据，1953年前四个月的工商各税完成全年计划的29.64％，比过去三年的情况都要好。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在检讨中说：“我们认为确是多收了税。犯了错误，不管受什么处分，我说，还是多收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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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此次新税制的触礁是经济治理者在计划经济与市场公平之间的一次挣扎，它所隐含的悖论将长久地困扰着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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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结束。社会主义中国居然能够与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打成平手，这是1840年以来的第一次，它大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在全民中的威信，并让人坚信新制度的优越性。在过去两年多的惊涛骇浪中，东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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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美交战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复苏。日本自投降之后，全民陷入绝望，一度认为无法重新站起来。1945年的《芝加哥论坛报》曾经刊登一则逸事，该年8月30日，驻日盟军最高司令、美国名将麦克阿瑟将军叼着玉米棒芯烟斗抵达东京，幕僚建议他去拜见裕仁天皇，将军说：“过几天，天皇会亲自来见的。”果然十天后，天皇亲自到美国大使馆拜会麦克阿瑟。后世留下一张两人合影照片——“麦克阿瑟选择了土黄色军服，开着领口，没有表示军衔的装饰或徽章。他直盯着镜头，脸上毫无表情；一只手随意地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搭在臀部。裕仁在他身旁，只有将军的肩膀那么高，他穿着燕尾服，笔直而僵硬地站着。”在天皇转身离去之时，麦克阿瑟看着他的背影，对《芝加哥论坛报》记者说：“日本已沦为第四流的国家。再也不可能东山再起、成为世界强国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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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有想到，麦克阿瑟的预言在日后竟然成为一个让人笑出眼泪来的笑话。在战后的前四年里，日本经济曾经陷入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的恶性周期之中，全国船舶的80％被炸沉，工业机械损失34％，战后前两年的生产率只有战时的1/3，1946～1949年间甚至爆发了三位数的通货膨胀。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以日本为战略锚地，对其进行了巨额的援助。大野健一在《从江户到平成：解密日本经济发展之路》一书中写道：“这场战争对日本经济来说是极大的强心剂，美军将日本作为补给基地，筹备大批的军需和非军需物资，在日本产业界看来，这次机遇可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经经历过的国外需求激增相媲美。经济萧条一扫而光，日本经济再次呈现出发展的趋势。到战争结束时，通货膨胀几乎为零。”时任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百年史》中也透露，美国最初并不支持日本经济复兴。幸运的是，朝鲜战争刺激了日本军需出口，经济复苏突然间获得契机。1951年美国与日本媾和，允许日本重整军备，构筑美日共同防御体系，无形中又推动了日本经济持续发展。换句话说，日本战后经济起飞缘起于美国地缘政治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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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3年，日本国民的生活已超过了战前水平，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开始进入普通人的家庭，被称为家庭的“三种神器”，标志着日本成为第一个进入消费革命时代的亚洲国家。与此相伴的是，大量以生产日用电器为主业的日本公司集体崛起，松下、三洋、丰田、索尼等公司以及他们的领导者松下幸之助、井植熏、丰田喜一郎和盛田昭夫，将成为亚洲商业界最响亮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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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从战争中得益的地区是台湾。蒋介石逃遁台湾后，吸取教训，推动了以“农民获地，地主得利”为方针的土地改革，它使得台湾的粮食产量从1953年到1968年保持了令人吃惊的、长达16年之久的持续增长。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大陆，重新对蒋介石政权进行援助和扶持，与日本相似，台湾的机械制造业、纺织和面粉业获得了发展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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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3年开春之后，朝鲜战事已趋明朗，国内的“三反五反”运动也告结束，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开始专注于经济建设。这时候，“老大哥”的手伸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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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 【企业史人物】 英东“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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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对中国沿海实施严密封锁。在它的主导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内地物资空前短缺。香港作为比邻内地的唯一自由港，尽管受到英国政府的严厉监控，但仍然是一条最可能的渠道。余绳武、刘蜀永在《二十世纪的香港》一书中记录道：“朝鲜战争给予香港人一个机会，就是暗中供应中国内地急需的物资，有些人就因走私而起家，今天可以跻身于上流社会之中。”这些人中，最出名的是霍英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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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绝大多数东南亚华商一样，霍英东出身贫寒。在20世纪20年代，香港还是一个偏僻的小渔港。霍英东出生在一艘逢雨必漏的小渔船上，父母终日以捕捞为生。幸运的是他13岁的时候被送进了当时香港英国政府开办的第一家公立学校，在那里，他受到了全英式的教育。语言与文化的熏陶，使他成为第一批与西方思想对接的华人少年。他的创业史也是从最底层开始的，他当过铲煤工、机场苦力、地下机车司机，稍稍有了一点积蓄以后，办起了一家名叫“有如”的杂货店。他赚到的第一桶金便与倒卖有关，抗战胜利后，政府拍卖战时剩余物资，霍英东借了100元参加投标，拍中一套1.8万元的机器，一转手就赚了2.2万元。从此，他的人生就与贸易勾连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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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崭露头角正是在朝鲜战争时期。为了打破美国人的封锁，中国政府在香港和澳门分别设立了贸易机构“香港华润公司”和“澳门南光公司”，它们采购铁皮、橡胶、药品等物资，然后由香港的民间商人转运到内地。早在战事初起的1950年底，霍英东即以一艘风帆船，从香港运输柴油至澳门，卖给“南光公司”。一年之后，霍英东已经拥有总吨位约1000吨的十几艘机帆船。据他的回忆：“当时全香港大概只有我有这么多船，还有一批伙计，而且我自己是水上人，熟悉港口情况和水情。所以他们找上了我，要求我用船把那些物资运到内地……我们几乎晚晚开工，没有一天停止过。白天要联络、落货，晚上开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为了避开缉查人员的骚扰，每次装船都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完成，就像打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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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黑铁皮是主要的禁运物资之一。正因为中国没有装载汽油的黑铁皮油桶，大批汽油积压在中苏边境，无法运往前线。霍英东的船队加班抢运，6000吨黑铁皮只用了两个星期就全部运到蛇口，“一天都没有耽误过”。霍英东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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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近3年时间里，霍英东不仅承担了在港澳和内地间运输军用物资的主要任务，他还组织了精密的侦察队伍，监控港英当局缉私艇的动向；他的船队每天半夜都从英国海军的军舰旁悄悄绕过，驶向公海；而为了摆脱当局的监视，他甚至一天之内换了三个不同的地点，作为整个运输系统的“指挥部”。每运一船货，霍英东大约可以得到相当于货值20％的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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