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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对中国沿海实施严密封锁。在它的主导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内地物资空前短缺。香港作为比邻内地的唯一自由港,尽管受到英国政府的严厉监控,但仍然是一条最可能的渠道。余绳武、刘蜀永在《二十世纪的香港》一书中记录道:“朝鲜战争给予香港人一个机会,就是暗中供应中国内地急需的物资,有些人就因走私而起家,今天可以跻身于上流社会之中。”这些人中,最出名的是霍英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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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绝大多数东南亚华商一样,霍英东出身贫寒。在20世纪20年代,香港还是一个偏僻的小渔港。霍英东出生在一艘逢雨必漏的小渔船上,父母终日以捕捞为生。幸运的是他13岁的时候被送进了当时香港英国政府开办的第一家公立学校,在那里,他受到了全英式的教育。语言与文化的熏陶,使他成为第一批与西方思想对接的华人少年。他的创业史也是从最底层开始的,他当过铲煤工、机场苦力、地下机车司机,稍稍有了一点积蓄以后,办起了一家名叫“有如”的杂货店。他赚到的第一桶金便与倒卖有关,抗战胜利后,政府拍卖战时剩余物资,霍英东借了100元参加投标,拍中一套1.8万元的机器,一转手就赚了2.2万元。从此,他的人生就与贸易勾连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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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崭露头角正是在朝鲜战争时期。为了打破美国人的封锁,中国政府在香港和澳门分别设立了贸易机构“香港华润公司”和“澳门南光公司”,它们采购铁皮、橡胶、药品等物资,然后由香港的民间商人转运到内地。早在战事初起的1950年底,霍英东即以一艘风帆船,从香港运输柴油至澳门,卖给“南光公司”。一年之后,霍英东已经拥有总吨位约1000吨的十几艘机帆船。据他的回忆:“当时全香港大概只有我有这么多船,还有一批伙计,而且我自己是水上人,熟悉港口情况和水情。所以他们找上了我,要求我用船把那些物资运到内地……我们几乎晚晚开工,没有一天停止过。白天要联络、落货,晚上开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为了避开缉查人员的骚扰,每次装船都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完成,就像打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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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黑铁皮是主要的禁运物资之一。正因为中国没有装载汽油的黑铁皮油桶,大批汽油积压在中苏边境,无法运往前线。霍英东的船队加班抢运,6000吨黑铁皮只用了两个星期就全部运到蛇口,“一天都没有耽误过”。霍英东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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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近3年时间里,霍英东不仅承担了在港澳和内地间运输军用物资的主要任务,他还组织了精密的侦察队伍,监控港英当局缉私艇的动向;他的船队每天半夜都从英国海军的军舰旁悄悄绕过,驶向公海;而为了摆脱当局的监视,他甚至一天之内换了三个不同的地点,作为整个运输系统的“指挥部”。每运一船货,霍英东大约可以得到相当于货值20%的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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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历史一直笼罩在迷雾之中,当过中国侨办主任的廖承志曾说:“数十万志愿军,要盘尼西林、止血药棉、汽油、轮胎……哪里来?还不是靠上中下、三教九流、八方神圣帮的手?”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当年有众多东南亚华商,或因为爱国或出于谋利,都积极地从事过向中国大陆偷运物资的活动。印尼的林绍良是最大的肥皂和布匹贩运商,而香港的包玉刚和霍英东则因此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段战火情义,这些商人与中国政府结下了深厚感情,为日后的商业往来奠下了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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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的这段经历在很长时间里都是秘密,港英当局对此进行过长期的调查,霍英东本人则守口如瓶,一直到1995年,他才对自己的传记作者冷夏第一次亲口委婉承认,不过他始终认为,“我没有偷运军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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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后期,香港步入繁荣期,人口急剧膨胀,商业超级发达,房市、股市“枝繁叶茂”,老一辈的港九巨商,其起家大多与两市有关。新鸿基的创始人郭得胜在当年就有“工业楼宇之王”的称号,恒基的李兆基人称“百搭地王”,李嘉诚靠造楼神奇发达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霍英东是最早入楼市的商人之一,他是第一个编印“售楼说明书”的地产商,也是“卖楼花”——分期付款的发明者,正是有了这种销售方式,房地产才变成了一个普通大众都可以参与的投资行业。在这个迅猛成长起来的大市场里,霍英东纵横驰骋,出入从容,成为盛极一时的“楼市大王”,据称极盛之时,港九70%的住宅房建设与霍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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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大小港商如过江之鲫涌入大陆,成为经济复兴中最为耀眼和活跃的一支,其初战之功,不可抹忘,其中又可见霍英东的身影。他在广州盖了建国后的第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此外,他大力投资于慈善和体育事业。据计算,他先后投入了40亿元用于各类慈善事业。为了激励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夺金,他专门设立基金会,宣布向每名金牌选手馈赠一枚重达1公斤的纯金金牌,单是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就颁出奖金3259万港元。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年事已高的霍英东竟激动得夜不能寐,深夜索性跳进游泳池里去“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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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一代人的财富敛聚,大多历经惊险,为时代左右,受时间煎熬,如火中取栗。因而,其进退往往慎独有序,眼光敏锐而在于长远,其一生所染指的行业,往往只有一两项而已。及到晚年,桑梓情结日重,便把大量精力和大笔金钱投注于家乡的建设。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霍英东把很大精力放在了番禺南端的一个叫南沙的小岛开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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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面积为21平方公里的小岛,若非霍英东,至今仍可能沉睡于荒芜之中。从1988年开始,霍英东就发誓要将之建成一个“小广州”。这位以地产成就霸业的“一代大佬”显然想把自己最后的商业梦想,开放在列祖列宗目力可及的土地上。这也许是老一辈华人最值得骄傲的功德。据称,在十多年里,只要身体状况许可,每逢周三他必坐船到南沙,亲自参与各个项目的讨论。资料显示,从1988年到2004年8月,霍英东参加的南沙工作例会就多达508次。他修轮渡、建公路、平耕地,先后投入40多亿元,以霍家一己之力硬是把南沙建成了一个滨海花园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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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的南沙项目在商业上曾被认为是一个“乌托邦”,十余年中,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在一些年份,甚至还有“霍英东折戟南沙”的报道出现。他与当地政府的合作也颇为别扭,霍英东基金会顾问何铭思曾记录一事:某次,讨论挖沙造地项目,南沙方提出挖沙费用需每立方20元,霍英东一愣说:“你们有没有搞错?”他知道,如果请东莞人来挖,是8元每立方,请中山人来挖,是每立方10元,政府的人嬉笑着说:“是呀,我们是漫天要价。”何铭思记录说:“霍先生咬紧牙根,似乎内心一阵愤懑,兀自颤动不止。我跟霍先生40年,从未见他对人发脾气,当日见他气成那样,可见受伤之重。”霍英东也曾对人坦言:“自己一生经历艰难困苦无数,却以开发南沙最为呕心沥血。”但是,尽管如此,这位号称“忍受力全港第一”的大佬却始终不愿放弃。在2003年前后,霍英东更是大胆提出以南沙为依托,打造粤、赣、湘“红三角”经济圈的概念。其视野、格局之大,已非寻常商人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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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庞大的设想,到霍英东去世都未成型。“南沙情结”可能是这一代商人最后的传统。事实上,千百年间,每一代人都有各自的际遇,而所谓“江上千帆争流,熙熙攘攘,皆为名利往来”。名利场从来是一座偌大的锻炼地,人生百味杂陈,世态炎凉无常,待到金钱如流水从指缝间川川淌过之后,即便是再铁石的人都不会无所感悟。霍氏晚年执著于南沙,可能已超出了谋利的意义,而更多带有济世的情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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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月,邓小平在中山和霍英东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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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的巨商中,据称只有霍英东出行是不带保镖的。他对冷夏说:“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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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83岁的霍英东在北京去世,遗下289亿港元的资产,他的官方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属“党和国家领导人”。他是所有香港商人中获得最高政治地位的人,也可能是中国内地知名度最高的香港商人之一,其得名并非因为财富之巨,而是因为他对国家的热爱与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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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比苏联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发现,前者比后者要激进得多,在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时,是一步到位式的“彻底革命”,对资产阶级从企业组织到肉体进行彻底的消灭,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时(1990年前后),也是一步到位的“休克式疗法”。中国的经济改革则有鲜明的渐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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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地私营企业税负有不同,不过,偏高偏重是一个存在的事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档案显示,1951年对天津10家大私营工厂的调查表明,所得税占盈余总额的39.4%。在江苏常州,染织业的所得税占其总收入的60%。上海市1951年对18家典型户的调查发现,其实际盈余为2006亿元,缴纳的所得税为1127.29亿元,占实际盈余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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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51年末的物价水平:1斤豆油的零售价格为3500元,1斤大米为12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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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五反”运动期间去世的还有全国最大的资本家荣德生,他于7月在无锡病逝,终年77岁,他去世前做的最后一件工作是,为自己修定了一本《乐农自定行年纪事》。他的随葬品是一套线装的地舆学书和一只随身多年的镀金壳钢机芯打簧怀表。荣家事业交到了四子、34岁的荣毅仁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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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68年,日本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1970年3月,日本首次承办世界博览会,它史无前例地拿出20亿美元举办这场空前的商业盛会,全球77个国家蜂拥而至,这成为日本复兴的象征性事件。同样是在刊登过“麦克阿瑟预言”的《芝加哥论坛报》上,未来学派创始人之一赫尔曼·康教授首次预言:“日本已经进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21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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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早在朝鲜战争之前,美国就对中国实施了经济封锁。1949年12月,美国国务院警告美国船主如果驶往中国港口,其航行许可证将会丧失效力。1950年2月,美国要求英国禁运战略物资至中国。3月,美国商务部宣布“战略物资管制办法”,公开要求所有接受美援的国家禁运物资到中国,这是美国对华全面禁运的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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