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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工程”彻底改变了这一布局，大量的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化工企业被选定在矿产资源丰富及能源供应充足的中西部地区，机械加工企业则分布于原材料生产基地附近。“156工程”中涉及民用的企业有106个，50个布置在工业老基地东北，其余的29个在中部，21个在西部。44个军工企业中，除了部分造船厂设在沿海之外，有35个在中西部地区。在完成的196.1亿元投资额中，除了东北占87亿元，中部和西部分别为65亿元和39亿元，占去了一半有余。“156工程”的实施彻底改变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工业布局，到1960年之后，随着中苏关系交恶，中央政府实施“三线战略”，更是加大了对西部的倚重，中国的工业布局陡然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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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产业结构。毛泽东在筹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有过一段形象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因此“一五”计划的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其投资比重占到了总投资额的85％。在整体规划之下，一些冶金、能源、机械的大工厂迅速建起。仍以钢铁为例，炼铁能力五年内就增加了280万吨、炼钢能力增加253万吨，加上原有钢厂的产能，我国生铁产量从1949年的25.2万猛增到467万吨，整整提高了将近20倍。钢的产量也增加到412万吨。这样的增长速度无疑是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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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对基础设施和能源勘探的投资也是巨大的。“一五”期间，铁路交通、地质勘探和建筑业的投资高达121.2亿元，相当于同期工业基建投资的1/2，新建铁路33条，比1952年的通车里程增加了22％，公路通车里程增加了一倍。水利建设的成就也是辉煌的，完成了“千年难题”淮河治理工程，建成了多个大型水库，对长江三峡水利工程进行了论证和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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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说技术水平。在对华援助时期，苏联展现了毫无保留的无私精神，它向中方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设计图纸，仅1953年就达23吨，1954年为55吨，几乎把他们所有的最好技术都给了中国。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拉迪认为：“中国看来已接受了苏联国内最先进的技术，在有些情况下，转让的技术是世界上最佳的。在苏联援助的最重要的钢铁工业中，苏联人在20世纪50年代建造和操作着世界上最好的高炉。苏联人涉及的武汉和包头的中国钢铁工厂吸收了苏联的高炉和平炉以及大规模铁矿石富集方面的最新技术。”正是在苏联专家的无私帮助下，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在短短数年间就提高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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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创世纪般的建设年代，在人们激动的欢呼声中，一个接一个的纪录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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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研发和制造汽车，是一个中国梦想。早在1931年，张学良在沈阳建过一个汽车厂，生产出民生牌载重卡车，但试产成功后就被入侵的日本人占领。阎锡山治理山西时也建过一个汽车修造厂，仿造出几十辆美国1.5吨的小货车。蒋介石政府的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用进口器件组装过2000多辆汽车，但这些都是小打小闹，不成气候。汽车梦的真正实现，正是在“一五”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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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19日，政务院正式下文批准建设第一汽车制造厂，毛泽东下达死命令，要求三年见到车。一汽的厂址选定在吉林省长春近郊一个叫孟家屯的村庄，工厂设计全部交给了苏联汽车拖拉机设计院。工厂的第一个员工叫陈祖涛，时年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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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涛的父亲是陈昌浩，长征时期当过红四方面军总政委、西路军总指挥，因追随张国焘犯下路线错误，其后一直不被重用。陈祖涛11岁时就被送到苏联，在那里读完了小学、中学，然后考进鲍曼最高技术学院的汽车专业。1951年2月，他提前毕业回国，受命参与筹建汽车工厂。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设一座综合性汽车制造厂，其规模将与当时苏联最大、最先进的斯大林汽车厂一样，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设备，援建中国的就有什么设备，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样的生产水平，中国的就有什么样的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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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5月21日，毛泽东观看第一辆东风牌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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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涛日后回忆说；“整个设计都是苏联人做的，组织了最棒的一批人，把斯大林汽车厂所有技术科长都集中起来，那是很有经验的一批人，头发都是白的。他们的总工艺师叫做赤维特可夫，以他为首组织这些人做设计。我就作为他的助手参加了整个设计工作。”他在《我的汽车生涯》一书中写道：“1951年12月，初步设计做完了，设计院通知我去，把厚厚的几十本设计书和图纸交给我。当时中苏双方关系很好，这么多的设计资料交给我，既无什么仪式，也不要繁杂的交接手续，连收条都没有。我用外交邮袋装上设计资料，一个人搭乘飞机直飞北京。陈云召集中央各部委对苏方的设计进行审核，大家基本上没有什么讨论就完全通过了，然后盖上鲜红的大印，全部手续就算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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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涛接着描述说：“做完设计以后，实施这个设计，多少个车间、每个车间用什么设备、什么供电、供水是很复杂的，全部都是他们做的。而且什么设备都是苏联供给的，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对我们是封锁的，除了苏联的帮助以外，我们拿不到东西。当时在经济危机的时候，30年代西方也不供给苏联设备，苏联是用金子买西方的设备。以后再买，人家就不给了。苏联也是从西方买的，所以他供给我们的很多专用设备、特殊设备只有一台，都是从西方来的，没有第二台，买不到，他们就专门为我们制造，真的很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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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汽的设备总数达1万多台，基本上都是苏联供应的，我方能制造的仅是清洗机等小型辅助机械。陈祖涛举例说，有一台设备是生产汽车车架用的压床，有3000吨重，这套设备在苏联都没有任何一个制造厂可以制造，因为实在太大了，需用专门的大厂房。为此，苏联在斯大林汽车厂盖了一个超大型的车间，用它为中国铸造了一台。造出来后，要运送过来，因为这台设备又重又宽，所行铁路沿线，对面的火车均需中停避让，苏联铁路系统全线总动员，从斯大林汽车厂到长春，1万多公里长驱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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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专家在中国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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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设备的同时，苏联又帮助中国培养汽车人才。在斯大林汽车厂厂长克雷罗夫的亲自主持下，苏联专家提出了一个从生产到管理的各个部门、各道生产程序所需的完整的人员清单，其中包括厂长、处长、车间主任、工段长到普通的调整工。这份名单的人数多达518人，全部送到斯大林汽车厂实习，苏联方面给每个人每月发700卢布的津贴——相当于苏联工程师的月薪，并配备了皮大衣、毛料西服等。实习生除了被安排到车间学习外，还根据专业有一对一的专家讲课，讲课时间为：工人300小时，管理干部400小时，技术人员500小时。这批实习生日后成为中国汽车乃至机械制造业的技术和管理核心，其中的优异人才更成为国家领导人，如江泽民、李岚清、叶选平等。当年的江泽民是动力处处长，带他实习的是全苏最出名的动力专家基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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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7月13日，第一批10辆汽车下线，它被命名为“解放牌”，由毛泽东题字。它以苏联的吉斯150型为范本，载重量为4吨，装有90匹马力六汽缸发动机，最大车速每小时6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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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期间，中国人不但造出了汽车，还试制成功了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建成了第一个制造机床的工厂，在长江上建成了第一座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开通了北京到拉萨的航空线，在武汉和包头新建了两个大型炼钢厂，完成了鞍山钢铁公司大型轧钢厂项目的兴建，还在洛阳和哈尔滨建成了拖拉机厂和轴承厂，在兰州建成了大型炼油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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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的武汉长江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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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项目，都离不开苏联的扶持。五年中，有8500名苏联专家来到了中国，这是一支不应该被遗忘的“国际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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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工程”在当时不见于报端，几乎没有任何的公开报道，日后更是被淡忘，数十年后很少有人知晓，甚至对此的全面研究也并不多见，一直到2004年才出版了第一本研究专著《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作者董志凯和吴江），发行量仅5000册。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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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156工程”中有44个为军工企业，还有不少是为军事配套的，所以，很多工厂只有一个代号，譬如首都航天机械公司是国营211厂，沈阳新光机械厂为国营111厂，四川长虹机械厂为国营780厂——当时国内唯一的机载火控雷达生产基地——20世纪90年代之后以彩电制造闻名，等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工厂的厂址和产品都属保密范围，工作人员均不得对外界甚至家人泄露工厂的情况，他们的工作内容也被视为国家机密。与这些军工厂相关的民用项目，也处在保密状态。正因为这些神秘的厂名和严格的保密纪律，使得“156工程”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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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中苏关系在1960年突然交恶，全部苏联专家被召回，造成很多在建项目的困难。从此，我方在公开宣传中，往往强调独立自主，而刻意回避苏联人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