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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系列无比沉重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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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1108万吨钢中，有相当比例是靠土法上马的小高炉炼出来的，其中300多万吨是毫无用处的废钢。一份材料显示，小高炉炼出的900多万吨生铁，含硫量超过冶金部规定0.2％标准的有40％～50％，这些生铁既不能用于铸造，也不能在炼钢后轧成有用的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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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全民炼钢不但中断了正常的经济活动，更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一个个机关、厂矿、学校都搭起炼铁炉。有人回忆河南省大炼钢铁的场面：晚上在一个炼铁点，人山人海，火光映天，人们通宵不眠，大干特干。为了炼铁，山上的树全砍光了，群众家里的铁锅进了炼铁炉，正当收获季节，9000万青壮劳力上山炼铁，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的庄稼却无暇收割而烂在地里。最终，小高炉炼出来的却是根本不能用的“海绵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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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片面强调“小土群”——小高炉、土法炼钢和群众运动，宣称“愈土愈好”、“以土为主”。武汉钢铁厂置现代化设备不用，也在厂区遍设小土群，追求产量“大跃进”。所有的大钢铁厂拼命提高产量，不顾质量，不顾设备的加速损耗和能源消耗。为了图快图省，有的厂房建设连地基也没有打好，就匆匆上马炼铁炼钢。一些年产5万吨的炼钢车间也用砖木结构，甚至连勘察设计的基本程序都不顾了，画张草图就敢上马，工人不经任何培训，一窝蜂上岗。仅在下半年，建筑工程系统就因事故死亡43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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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因为全民炼钢，使得劳动力空前紧张，从8月份开始，各地迅猛从农村招人进城，到年底，全国企业和国家机关职工人数达到4532万人，比上一年末整整多了2082万人，其中，从农村招收的人数就为1104万人。城里一下子多了那么多人，粮食供应立刻严峻起来，而农村的生产力则同时在下降，这成为后来发生大饥荒的起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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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的乐观和激进战略，造成了国力的严重虚耗。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中国正处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除了钢铁之外，其他所有行业也都提出了大跃进的目标，机械部门提出“二五”计划期间要平均每年递增50％，铁道部门提出要“全民办铁路”，未来5年修铁路3万公里。1958年，仅中央和省一级的建设性投资就达235亿元，比上一年猛增87％，几乎是“一五”计划的一半，全年建成的大中型厂矿项目就达700个，平均12小时就有一个，地方的中小型工厂更如雨后春笋。因为投资效率极其低下，稍稍积蓄起来的国力被无端消耗掉了一大半，从而造成财政上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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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9月，因为写文章被打成右派的顾准，下放到河北省赞皇县劳动改造，在那里他参加了大规模的土法炼铁运动。在十年后的一份交代材料中，他描述道：“我对土法炼铁根本没有信心，有一位青年同志到石家庄去学习地下炼铁炉，回来后传授大家照石家庄的炉式挖炉，他说了炉的式样、挖法以后，我追问尺寸大小，详细规格，他答复得不详尽，而且说差一点不要紧之类以后，我就大发脾气，说这怎么能算是传授先进方式云云。其实，我这不是对这位同志发脾气，而是对全民炼铁这一根本方针发脾气。还有一次，和另一位同志一起抬焦炭，我大发牢骚，说什么劳动中创造一点什么东西是极愉快的，可是这种劳动却根本无益。我明明知道全民炼钢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伟大决策，具有极其伟大的政治意义，我却用算经济账来代替政治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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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比荒唐的1958年，无论是全民杀麻雀还是全民炼钢，都还不是荒唐的全部。当工业领域自乱阵脚、忙成一团的时候，在广袤的中国农村，5亿中国农民正在干三件事情：大炼钢铁、“放粮食卫星”和抱着免费吃饭的幻想集体迈进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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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炼钢铁的景象，在前面已经描述过了，大江南北竖起了上百万个小高炉，人们把山上的树都砍光，把家里的铁锅砸烂了扔进火炉里，昼夜奔忙，然后在欢呼声中，炼出一炉炉没有任何用处的“海绵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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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卫星”则是提高粮食产量的一个新发明。在大跃进的氛围中，粮食和棉花指标也当然水涨船高。1957年，粮食产量为3700亿斤，棉花3280万担，一开始，1958年的粮食指标初定为3920亿斤，棉花3500万担，当钢铁指标翻番之后，粮食指标也马上涨到8000亿斤，棉花则窜上6700万担，都比上一年增了一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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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070万吨钢指标还可以通过全民总动员的办法勉强“完成”——尽管炼出来的是废钢，至少还有东西堆在那里，那么，粮食指标就只能靠作假来“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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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7年12月25日，第一个“高产典型”就出现了，《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省汕头区的澄海县宣布实现了亩产1257斤。几天后，河北省沧县声称，他们那里的亩产达到了1500斤。到了1958年夏收结束，各地的高产纪录不断被刷新：6月8日，河南省遂平县宣布，小麦亩产2105斤。四天后，这个县又宣称亩产增加到了3530斤。6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遂平县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实现小麦亩产3520斤，新闻的标题为“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这是第一次出现“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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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稍稍有点农业知识的人，对于一亩地能够产出多少粮食，大抵都有一些基本的常识，新中国的领导人大半出生农村，并长期在农村从事军事活动，为什么对遂平县这样的“卫星”不产生怀疑呢？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话题。但在1958年发生的事实却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此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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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放出“卫星”后的第四天，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详尽而“科学地”论证说：“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在另一篇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的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中，钱学森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100％，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100％，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365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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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的论文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并深深影响了最高决策。(1)正是在这些文章发表后，“粮食卫星”从亩产数千斤一下子蹿升到了数万斤。很多年后，北大教授季羡林回忆说：“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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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与遂平县邻近的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宣布小麦高产7320斤，足足比嵖岈山的“卫星”高出一倍多，一时震惊全国。新华社记者在新闻稿中这样栩栩如生地描写道：这二亩小麦长得特别好，穗大且长，籽粒饱满，稠密均匀，每亩平均1486200株，密得老鼠也钻不进地。最大的麦穗有130粒，一般的麦穗有七八十粒，最小的麦穗也有50粒左右。这二亩小麦是6月18日收割，7月1日过秤入仓。参加这次收割、打场、扬场、过秤的还有中共城关镇委、西平县党政负责同志。为了进一步核实产量，中共河南省委又指示西平县委和城关镇委复查。最后证明高额丰产完全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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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后，当事人回忆了真实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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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平邻近的遂平县放出了小麦亩产3520斤的“卫星”后，信阳地委书记（西平时属信阳地区，今属驻马店市）对西平县委书记说，西平的条件比遂平好，亩产一定要超过遂平。根据地委领导的指示，西平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中心议题是解决小麦高产数字的问题。会上，县委领导要各农业社自报产量。一开始报了亩产200斤，县委领导对此很不满意。于是，又相继报出了400斤、600斤、800斤，但仍离遂平的3520斤相差太大，一直没有得到县委领导的认可。县委书记反复介绍了遂平小麦亩产3520斤的高产“经验”，并大讲“思想有多高，产量就有多高”的道理。尽管如此，各农业社仍然不敢再往高报。于是，县委领导就采取个别鼓动的办法，召开以往产量较高的和平、猛进两个农业社的负责人开座谈会，动员这两个社报产量。开始时，猛进社只报了300斤，县委领导坐在一旁不吭气。两个农业社的负责人一看气氛不对，就不断地将产量往高报，猛进社一下报出了亩产7201斤。这时，和平社所在的城关镇党委书记立即鼓动和平社再报高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和平社社长报出了7320斤。这样，座谈会才算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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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和平农业社开始找亩产7320斤的“依据”，办法是按小麦的颗数、穗数、粒数进行推算，先算出1斤小麦有多少粒，再算出一穗有多少粒，一颗有多少穗，最后算出一亩地有1486200穗，每穗平均75粒，可收7560多斤。随后，和平社组织全社壮劳力，套了两辆大车，从全社12个生产队拉来了14640斤麦子（平均每亩7320斤），全部拉到那块“试验田”里，然后向县委报喜，县委再组织“验收”。随后，《河南日报》、《人民日报》等报纸相继报道了和平社小麦亩产7320斤的消息，并由此吸引了全国24个省市的参观者，前后达3个月之久，以至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还专门来信，要求中国有关方面介绍西平县小麦“丰产”的经验。历史的悲剧在于，就是这个连续创造了全国粮食高产纪录的河南信阳，在后来的“三年大饥荒”时期饿死上百万人，成为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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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农业社没有风光多久，不久就有新的“卫星”超过了它，8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孝感县长风社早稻亩产达到了15361斤。“卫星”放得那么高，连毛泽东也想看个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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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毛泽东视察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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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到13日，他离开北京，到河北、河南和山东三省视察，所到之地，省级、县级及农业社干部都汇报说，粮食亩产正在成倍、成十倍地增长。安国县的县委书记报告人均产粮有4000斤，山东历城一个农业社主任汇报说，过去一亩只能产两三百斤，现在达到亩产2万斤，明年要争取4万斤。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听着这些汇报，他还戴上草帽，亲自到丰收的农田去查看。站在麦穗摇荡的田野里，眼前的种种景象似乎在告诉他，中国的粮食难题真的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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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徐水县视察时，县委书记张国忠汇报说：今年全县夏收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000斤。毛泽东问：“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毛泽东说：“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旁边有人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毛泽东说：“那就是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张国忠很憨厚地回答说：“我们只是光考虑怎么多打粮食。”就是在这样的对答中，毛泽东开始认真地思考这个新冒出来的问题：“粮食多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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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当天，湖北麻城县又放出了颗大“卫星”。《人民日报》报道，该县的建国一社创造了平均亩产干谷36956斤的惊人纪录，成为“天下第一田”。一个叫于建澄的新华社记者还配发了一张照片，四个小孩子站在密密层层的稻谷上，脸上洋溢着纯真无邪的欢笑，配图文字曰，“这块高产田里的早稻长得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面就像在沙发上似的”。此照片广为流传，日后被称为“建国以来最有影响的虚假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