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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59年7月11日,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周小舟、李锐等人夜谈时说:“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可见,钱文对决策者的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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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国家统计局后来的核实,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实际为4000亿斤,比上一年增加了2.5%,因为大炼钢铁,还有400亿~600亿斤的粮食烂在地里没有收回。这个收成是不错的,但无论如何,远远没有宣布的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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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 第六部 1959~1977 以“革命”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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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最苦难的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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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近80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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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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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9年到1961年,后世称为“三年灾害”时期,国民经济由前一年的疯狂跃进陡然跌入空前的萧条低迷。全国工厂关停近半,2000多万新招职工被驱回农村。因粮食短缺,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2000万,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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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惨烈景象的发生,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用刘少奇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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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三年中国是否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后世有两种不同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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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泰晤士报》在1960年11月9日的一则报道中说:“1959~1960年,将以大旱灾被载入中国的历史。在北方的广大地区约有200天没有下雨,也没有下雪,在夏末干旱中断后,许多地区又被大雨所淹没……共产党人在天气上一直难得是幸运的,但是过去这一年是最坏的一年。”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撰的《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记载,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50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且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不多见的蝗灾、黏虫灾、鼠灾。1960年,灾情继续扩大,北方持续爆发特大旱灾,东部沿海省区则受严重台风洪水冲击,受灾农田面积扩大到6546万公顷。进入1961年后,灾情未得缓解,大旱蔓延黄河、淮河和整个长江流域,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的小麦比上一年最低水平又减产50%,很多农田颗粒无收。8~10月间,东南沿海诸省遭受台风袭击11次,其中12级以上的占9次,为建国以来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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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这三年发生的自然灾情不能算是全国性特大灾害。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描绘的1959~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显示,三年全国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均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另外,据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表明,这三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若以旱灾而论,1960年的旱情轻于1972年和1978年。《时代周刊》在1961年1月6日的一则报道中认为:“不是所有的西方观察家都认为干旱和洪水应该为粮食紧缺负责。他们指出日本的气象报告显示,中国今年的气象并无什么异常,他们怀疑所谓自然灾害乃是被发明与夸大的,为的是掩盖食物短缺的真正原因:政府剥夺食物出口到国外换取工业建设用的机器与设备。”到9月15日,这家杂志又引用香港大学经济学家斯达特·科比(E. Stuart Kirby)的研究指出,香港、台湾和广东有着十分相似的天气,天气确实不好,但是香港农作物减产8%,台湾减产13%,广东则是30%。科比教授的结论是,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天气,还有农民广泛的士气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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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比教授的观察应该是比较接近真相的,粮食的大幅度减产,既与自然灾害有关,同时也是过激政策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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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的后遗症是严重的。首先是“放卫星”导致的高征收。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的,1958年的粮食产量实际只有4000亿斤,却按虚报的7500亿斤征购,全国征了1095亿斤,占年产量的27.3%,已达到农村承受能力的极限。然而,1959年征购却高达1348亿斤,占年产量的39.6%,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甚至抓人、关人、打人。其次是大量青壮年农民仍然被拉去大炼钢铁和大修水库,在旱情严重的1959年秋冬,仅山东就有887万青壮年在炼钢铁和修水库,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3/4,在三年中,山东共荒芜农田5000万~6000万亩。可怕的粮食危机就这样降临了,到1960年,全国的粮、棉、油和生猪拥有量分别比1957年下降了29.7%、38.5%、56.1%和36.4%,粮食产量实际已猛降到了2870亿斤,而征购额却比上一年还要多,高达1408亿斤。赵发生在《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一书中更披露了一个事实:由于对形势的判断失误,中国甚至还在1958~1960年三年中大量出口粮食,其中,1958年净出口65亿斤,比1957年猛增73.1%,1959年净出口94.8亿斤,又比上一年增加45.8%,1960年仍净出口20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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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悲剧发生的时候,“放卫星”最积极的地方,就是景象最悲惨的地方,全国的“卫星”以河南放得最多,河南又以出了“嵖岈山卫星”的信阳地区最耀眼。三年中,河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在200万以上,死亡牲畜74万多头,荒芜土地440余万亩,为全国最惨烈的省份。一向为豫东南“鱼米之乡”的信阳地区更是饿死100多万人,很多乡村绝炊绝户,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外逃或饿死,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受中央委托去河南实地调查的王任重回忆说:“(信阳)西平县因为放小麦‘卫星’,受打击的有1万多人,打跑7000人,打死300多人,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河南省委在向中央检讨时,也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一时间成了一个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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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9年春季开始,粮食危机就已经烧进了大城市。2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发现,在北方最普通不过的卷心菜居然成了“配给物资”。它的记者描述道:“尽管上个月中国政府号称粮食增产了102%,但是城市粮食配给的定量却被削减了,卷心菜开始第一次登上了配给物资的列表,之后洗衣服的肥皂也开始需要配给,每人每月的食糖被减低到略高于1磅。在沿海的广东省出现鱼肉短缺,上海则是难以买到肉食。”在随后的两年里,关于食品短缺和人口死亡的报道不时出现,1960年5月16日的报道称:“来自某个公社的消息说那里50%的儿童都因为营养不良而死亡,虽然没有大量的歉收报道,但是很明显中国把广东的农产品运到城里给产业工人,或者卖到国外换取外汇,在一个地方,农民使一辆火车出轨,抢夺了把他们的谷物送往北方的列车。”在8月22日的一则报道中,记者援引福州一位母亲给她在香港的儿子的信说,“要不是你寄点钱回来,我们一年也吃不到一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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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凭票供应年代抢购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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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情况,与《时代周刊》记者的零星描述相去并不太远。到1960年6月,北京库存粮食只够7天的销量,天津仅够10天,上海已无库存,靠借外贸部门的出口大米度日,连一向为中国粮仓的东三省和四川都向中央告急要米。中部最大的钢铁企业武汉钢铁厂存米无多,工人们只好发明了“超声波”蒸米法,把大米连蒸几次,使之膨胀而能“填饱”肚子。清华大学则成功地发明了“增饭法”:一锅下米300斤,水要逐步加入。先干煮40分钟,然后第一次加水120斤;过15分钟,第二次加水200斤;再过15分钟,第三次加水520斤;在米下锅以后,最后加水100斤,等10分钟,就可以开饭。这个办法被当成重大科研发明广为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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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群众“低标准,瓜菜代”,大搞代用食品。不久前还在为“粮食多了怎么办”而日夜攻关的科学家们专门“研制”出了“代食品”,如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秆曲粉、人造肉精、小球藻等,这些名词看上去很“科学”,其实就是把原本当肥料或喂猪的玉米、小麦杆子碾碎了当粮食吃,所谓“人造肉精”则是一种食用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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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食品中,最有名的是“小球藻”,这是一种水面浮生植物。1960年7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认为小球藻不仅是很好的精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社论写道:小球藻“蛋白质含量比大米高5倍,比小麦高3倍多”,“用小球藻试制的糕点、面包,质高味美,清香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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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叫周孜仁的学生当时就读于成都五中,他在回忆文章中详细记叙了当年培植“小球藻”的经历:把原来宿舍区供学生洗衣取水的池子改为“藻类繁殖池”。先满灌清水,再加上小便。因为据说“小球藻”在小便浓度较大的环境里,繁殖尤为迅速。接着把“藻”苗倒进去,搅拌十天半月,池水先是发绿,继而发黑,最后发臭,藻类培养宣告成功,于是舀出两桶往大食堂的锅里倒,同时,向水池补足新尿两桶。如此反复,以确保同学们每顿饭里都有充足的小球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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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国内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的时候,在外交上则同时发生了一件大事:1960年7月16日,苏联突然宣布召回全部援华专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彻底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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