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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广东民众因粮食危机掀起“逃港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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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全国人民少吃减穿，还是无法缓解粮食危机。1961年6月28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在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客观地说，在粮食供应无法增多的情况下，这个不无残酷的决策最终起到了缓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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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8年起，为了大炼钢铁，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力被征调到城市里，在三年里共新招收职工2500多万人，城市人口从9900万陡增到1.3亿，这自然造成了粮食的供应紧张。当经济突然大萧条后，工厂里马上出现了人浮于事的现象，纺织工业停了500万锭，食品工业三年增加了55万人，很多工厂的工人无工可做。根据计算，从城里精简2000万人，可减少供应粮食30亿斤。中央的《精减通知》指出：“这次精减的主要对象，是1958年1月以来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包括临时工、合同工、学徒和正式工），使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乡，参加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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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简政策实施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2800万人。事实表明，这一政策缓解了城市供应的紧绷状况，也对农业的休养生息起到了复苏的作用。以坚忍和温顺出名的中国农民从来是中国经济最大的支撑者，他们在正常的年景里贡献廉价的农产品，一旦发生危机，广袤的农村就成为成本最低的“泄洪区”，这种情景在日后将一再发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工商经济的成长从来就在吃“农民的红利”，城里人亏欠农民的实在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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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多万被精简下乡的人中，就有一个16岁的农村青年名叫鲁冠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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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冠球的家乡在浙江省萧山县的金一村童家塘，与杭州市隔钱塘江相望，他从小的梦想就是能够进城当一个工人。1958年，在大炼钢铁的热潮中，小学还没有毕业的他就被征调进了萧山县城，在一个打铁合作社当上了锻工。三年学徒期满，工资从最初的14元加到了36.5元，这让他很是满意。可是就在新工资拿了两个月之后，他突然被精减掉了，卷起铺盖回到了童家塘。很多年后，他回忆说：“那时，我想得很清楚，不种地。我觉得农民吃不饱，穿不暖，所以一心就想做工人。我筹了110块钱，搭起草棚开了一间修理铺，开始为村里修自行车。那时农村自行车少，生意很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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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1961年的这次大精减在少年鲁冠球的心里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金一村距萧山县城不到两公里，可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去工作过。他说，“我发誓从此不再进城，我就在农村办工厂。”20年后，一心想做工人的鲁冠球成了中国最著名的农民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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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法缓解粮食危机的同时，国家还必须把过快的工业速度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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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一季度，各项工业指标发生重大溃乱，25种主要工业产品中，除了食糖，其余均比上一年四季度下降30％～40％，决策层这才承认现实，开始踩急刹车。在5月21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各项指标大幅下调，提出“坚决后退”和“必须退够”。毛泽东无奈地说：“退得够，这样好。无非是外国人骂，说中国人不行。我们现在就要老老实实地承认没有学会，还要十一年才能搞好，至少要十年。不退，你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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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通过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它一方面继续强调“国营工业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它的生产活动，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它的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同时，则把大跃进时的“按需分配”改成了“按劳分配”，对遭到批判的计件工资制等制度予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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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全国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压缩到了46亿元，仅为1960年384亿元的12％，到年底，全国关停倒闭的工厂数达4.4万个，占1960年9.6万个企业数的44.8％，也就是说，在一年时间里关掉了将近一半的工厂。其中，冶金企业减少了70％，建材企业减少50％，化工企业减少42％，机械企业减少31％。同1960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大幅下降了47％，其中重工业下降57％，钢产量跌到了667万吨。在当时的工业界，把关停工厂和精减工人统称为“拆庙搬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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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对中国经济的灾难性后果，日后有无数论文和书籍进行了反思、总结。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二五”计划期间（1958～1962），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6％，远远低于“一五”时期（1953～1957年）的10.9％。据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中的测算，“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的全部损失，估计是1000亿元，几乎相当于‘一五’期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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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年灾害时期，还有两个经济事件值得记录，一是包产到户的试验和夭折，二是大庆油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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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不要钱”、“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只在很短的时间里让农民感到幸福，很快，计划经济的低效率和荒诞性便非常清晰地一一呈现了出来。1961年3月，中共中央起草颁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取消了农村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但是人民公社的模式却被肯定和固化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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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6月，陈云回到家乡青浦县小蒸公社作了半个月的调研，同行的秘书周太和、经济学家薛暮桥等人在日后都回忆了那次难忘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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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上海城郊的青浦县自古是最富足的鱼米之乡，可是，“大跃进”之后，这里的农民也只能顿顿喝稀粥。吃不饱饭的时候，农民把原本用做绿肥的红花草也吃光了。陈云等人走在小镇上，看见许多农民门口晾着麦秆，据当地人说，这是生产队碾麦后分给农民的，可是家家户户都把麦秆重新晾晒后，放在簸箕里搓，结果还能搓下来许多麦子。陈云问一个老农妇，这么搓能搓下来多少麦子。老农妇说，攒起来能有一斗。陈云大惊。他很快猜出了答案：这是农民们故意在打麦场上不碾干净，然后再把麦秆分回到家里，私下留了一点口粮。陈云感叹地说，我们不能多拿农民的东西，你要拿，他们总是有办法应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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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去参观公社的养猪场，干部们告诉他，去年一年公社养猪没赚到钱，反而亏了3.8万元，平均每个农户要负担16元，建猪场，搞基建还花了7万元。陈云算了一笔账，允许私人养猪的时候，平均一头母猪一年生十四五头苗猪，苗猪死亡率为6％，实行公养后，一头母猪全年平均只生四五头苗猪，苗猪死亡率竟高达89％。这么强烈的对比，又让陈云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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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陈云吃惊的荒唐事还有不少。到了傍晚，陈云听到小镇上合作商店的店员在吆喝：“棒冰，棒冰，两分一碗。”他很好奇，棒冰应该论根卖，怎么会用碗卖呢？出去一看才知道，原来棒冰是上海做的，然后通过国营商业渠道，运到县里，再从县里用汽车、小船运到各公社，公社再往大队、小队分，到了基层的商店，棒冰就成了棒冰水，店员舍不得倒掉，就只好用碗来卖了。陈云听了直摇头叹息：现在商品流通是按行政区划来管理的，不合理，可是又改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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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北京市副食品商业局编印的《北京市副食品商业资料汇编》（1949～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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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蒸公社靠近黄浦江，过去有许多渔民下午开船到江上去捕鱼，黎明运到上海城里去卖。实行统购统销之后，青浦县禁止渔民私自贩售，捕上的鱼必须运回青浦，卖给国营的县水产公司和下属的收购点，再由它们运到上海去完成供应任务。这样多次来回运输，自然就耽误了时间，把活鱼生生运成了死鱼。渔民只好把鲜鱼做成咸鱼上交，从此，上海城里的鲜鱼越来越少，甚至连咸鱼也因为运输费和手续费一加，价格比以前高了不少。陈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非常惊讶。他亲自找来青浦县委和水产局的负责人谈话，劝他们准许渔民直接去上海卖鱼。那些负责人很为难，他们说，如果这样做，必须要改变现在的供销社制度。陈云听罢，沉默良久，然后深叹一口气，对周太和说：“我一个党中央副主席，连这样一个小问题都解决不了，实在对不起人民。”在其后将近20年时间里，上海市民只能吃到黄浦江里的死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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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当它固化成型之后，即便是它的设计者也无力变更它内在的逻辑，这正是陈云在小蒸公社所遭遇的情景。在与老乡们交谈时，陈云问：“我是好人，还是坏人？”众答：“好人。”陈接着说：“我虽是好人，结果办了错事情。”回到北京后，陈云给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随附三个调研报告，其中包括《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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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陈云在家乡作调研时，在安徽、广西等地正刮起一股包产到户的“单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