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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两年间,陈新宇接连给《人民日报》发去8封读者来信,辩论的话题都是包产到户。1962年6月前后,《人民日报》在内部刊物《读者来信》中几次刊发陈新宇的来信,还汇给他稿费25.5元。在这期间,陈新宇受到巨大压力,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一年来我成了罪人,甄别至今未下结论。县区社三级对我进行过四次公开批判,多次充当反面典型,停职、审查,施加多种压力,我竟顽固如此,毫不为动。”1966年之后,陈新宇被定性为“右派分子”,前后揪斗120次,抄家7次,监禁3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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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7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全国上下猛烈批判以“包产到户”为代表的“单干风”。中央点名批评了邓子恢、杜润生等全国性“代表人物”,也批判了地方上的一些“小人物”,这些基层的小人物,南北呼应,又都是在同一时间,采取了犯颜直谏的方式,提倡和鼓吹包产到户。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会议期间,毛泽东对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说:“你们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必须彻底批判!”这“两个半单干理论家”指的就是冯志来、陈新宇和行文粗鄙的杨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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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河和“两个半单干理论家”都活着看到了包产到户在中国的盛行,1978年之后,正是这一制度激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轰隆隆地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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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沉冤24年的李云河被平反,并出任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他撰写专著《中国农村户学》,提出“家庭工业加专业市场”的经济发展思路,这几乎就是“温州模式”的萌芽之说。1998年7月7日,李云河去世。就在这个月,浙江省举办了“永嘉县试行包产到户改革42周年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李云河的遗孀捧着他的遗照与会,全场起立,无数人感动落泪。当年也曾因提倡包产到户而蒙难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哽咽着说:“我本想在这里会见李云河同志,谁知竟不能如愿……我对这位包产到户先驱者逝世表示惋惜和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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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服刑12年的杨木水出狱,三年后摘掉“反革命”帽子,从此游走江湖,当起了草药郎中,他有一个专治支气管炎的草药秘方据称十分有效。2001年,杨木水病逝,其后半生默默无闻,几乎无人知晓这个孤儿的当年豪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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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誓终身不娶的陈新宇一直孑然一身。在劳改的十多年中,他写过200多封“翻案信”。1982年他获平反,从此隐居新昌,靠微薄的退休薪金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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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遣返回义乌的冯志来在1983年获平反,被调入县经济研究中心,成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最早倡导者之一,晚年结集出版文集《兴市边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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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们悲伤的,其实是悲伤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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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单干专家”性情各异,李云河严谨,冯志来激越,杨木水豪放,陈新宇温和。他们生于草莽,身份低卑,均无高深修养,却能在时代最艰困的时刻,虽千万人吾往矣,发出最清醒而勇敢的声音,所谓士者,大抵如是。此四人中,以兽医冯志来的古文功底最为深厚,赋得一手好律诗。他多有诗作赠送好友,其中一首曰:“大梦谁先觉,平生几相知;孤鸿悲落日,众鸟觅栖枝;风雪终有尽,落花恨无期;浩然浙江水,曲折顺时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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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59年,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因为建议计划生育而遭到批判,这是他当年奋起应战时的答词。鼓励生育的政策导致中国人口持续增多,1949年,全国人口5.4亿,1964年为7.2亿,到马寅初去世的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得10.3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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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 1964 秘密的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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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航行靠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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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生长靠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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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露滋润禾苗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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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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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郁文: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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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他在人民大会堂的小宴会厅里安排了三桌酒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他亲自圈定了客人的名单,连哪个客人坐在哪个座位上,都是他自己列定的。当晚的头桌上,坐在他身边的有几个很特殊的客人,一个是“铁人”王进喜,一个是缠着白羊肚头巾的陈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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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铁人”是大庆油田推出的先进工人代表,陈永贵则是新涌现的农民典型,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原本是贫穷的小山村,在村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从而成为全国农村的先进典型。1964年2月,毛泽东先后提出“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树起了经济领域的两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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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解放军战士,如果他活着的话,也很可能会出现在头席上,他的名字叫雷锋。他已在1962年8月因公殉职,1963年3月5日,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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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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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三个十分著名的政治口号都出现在1964年前后。王进喜、陈永贵和雷锋正是三个相对应的“工农兵”代表人物。他们具有惊人相似的时代特质:出身贫民,在最基层的岗位上无私而勤奋地工作,节俭而乐于助人,以奉献为乐,从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这种圣徒式的形象符合人们的某种大同理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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