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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 [:170410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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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 1976 转折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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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泊洼，团泊洼，你真的这样静静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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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在喧腾，哪里没有雷霆怒吼，风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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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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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从一开始就被证明是一个绝不平凡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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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中国三位最重要的政治家相继去世。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7月6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逝世。时年55岁、当过毛泽东的故乡湖南省湘潭县县委书记的华国锋被指定为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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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下旬至清明期间，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的行动。民众对极左路线的愤懑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宣泄，一首匿名诗歌迅速风靡全国：“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英杰，扬眉剑出鞘。”(1)诗句犀利，直指反周的江青、张春桥等人。还有人在天安门观礼台上挂了一条很有点幽默感的横幅：“要深入批邓：小平同志，你拿那么高的工资，不出来工作不行咧！”这场群众行动被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成“幕后主使”，他因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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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唐山城全毁，余震波及北京、天津，累计死亡24.2万人，重伤16.4万人，全球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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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华国锋与叶剑英等军队老帅配合，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四人实行隔离审查，他们被称为“四人帮”。对这个极左集团的全面清算，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国家发展战略出现重大转折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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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中严重受损的火车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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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自然灾害及政治波动的影响，1976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只比上年增长了1.7％，远远低于计划要求的7％～7.5％，国家财政收入也出现了29.6亿元的赤字。在国家投资拉动为主要手段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斗争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从1965年到1976年，中国共出现四次经济高峰，分别是1965年、1970年、1973年和1975年，此外出现了四次低谷，分别是1967年、1972年、1974年和1976年。但这一时期，由于价格受到严格控制，宏观变动竟与通货膨胀无关，这与1978年之后的情况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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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年的报章来看，舆论一直在不停地声讨邓小平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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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6月16日的《光明日报》上有一篇《靠“责任制”还是靠觉悟？》的文章，它的署名者是“上海市求新造船厂铜工弯管组”。文内写道：党内最大的不肯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的《条例》大肆鼓吹所谓“责任制”，胡说什么“规章制度关键是一个责任制”。这种不讲路线、不讲共产主义风格的“责任制”，到底是个什么货色，我们广大造船工人心里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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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说，“岗位责任制”对广大群众实行管、卡、压，什么车、钳、刨、铣各有专职，电焊、漆工不许乱来，每人都要“安守本分”；部门、工种之间不得越雷池一步，如有任何的“越轨”行为，就要扣工资，给处分。这种“责任制”死死地束缚了我们工人的手脚，扼杀了我们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其罪恶目的就是要取消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诱骗工人埋头生产，不问无产阶级政治，听任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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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月13日到10月6日，仅《人民日报》就发表“批邓”文章总计110篇。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编写的三本“批邓”小册子发行了上千万册。邓小平、陈云等人在过去两年多里推行的开放和整顿政策几乎被全部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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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再度复出是在1977年7月。因叶剑英元帅等人的坚持，在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8月12日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宣布，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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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6～1977年间，计划经济的弊端已经完全地呈现出来，人们彻底厌倦了一场接一场的、永无尽头却没有任何实惠的政治运动。据胡鞍钢的统计，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开展各种大、小政治运动多达67次，平均每年2.5次，往往一个运动尚未结束，下一个就接踵而至。在“四人帮”被清除之后，华国锋仍然大搞政治运动和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对这一方针的扬弃，将经历一场著名的大讨论，在1978年底才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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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文革”对中国当代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大大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二是将计划经济的弊端彻底暴露，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心理和体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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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文革”造成空前的社会伤害和经济损失。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457亿元，与日本相当。而到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1/3，只相当于美国的1/10。正是在这十年中，日本成长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纷纷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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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四人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