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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东南沿海地区，不但出现了像石狮那样的地下集贸市场，还发生了难以遏制的“外逃潮”。在广东省，毗邻香港的宝安县每年都有数千农民冒险偷渡到对岸。偷渡者以气枕作船，用乒乓球拍作桨，有的甚至抱着一只篮球就跳进伶仃洋，许多人被海浪所吞没。农民外逃的理由很简单：一岸之隔，贫富悬殊实在太扎眼，宝安县一个农民的日收入为O.7～1.3元，而香港农民的日收入为60～70港元。这边有一个罗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4元，香港新界那边也有个罗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万港元。1977年，宝安县共堵截收容外逃人员4.6万人，这股外逃潮甚至一直延续到1979年夏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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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邓小平前去视察的时候，大规模集体逃港事件正愈演愈烈，边防部队已是防不胜防。它被视为恶性政治事件，广东省领导在汇报工作时，自然不能避而不谈。没想到，邓小平在听了汇报后，突然插话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这样的回答，让在场的干部惊诧不已。邓小平进而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你们的问题相当集中，看来中心的问题还是政策问题……看起来现在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可以，但是很快就要转，要结束，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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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广州后，邓小平视察四川，在那里又提起在广东的所见所闻：“我在广东听说，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我看荒唐得很！可见我们的农村政策要变，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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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听得出那声音里的急迫。如晚清重臣李鸿章在1880年所惊呼的那样，“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百年跌荡，风雨如晦。此时的中国，又到了改弦更张的变局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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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来调查得知，此诗作者为山西一家机械厂的青年工人王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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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之相对比的数据是，1978～2003年，中国发展明显加速，人均GDP增长率达到6.6％，日本、韩国、新加坡及香港和台湾地区则依次为2.1％、6.3％、4.8％、3.9％和4.7％。从1978～2003年，中国出口增长了28倍，出口占GDP的比例从4.6％上升到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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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居民的住房局促一直没有得到改善，而同时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到1998年，中央政府推出刺激地产的政策，房地产顿时出现井喷景象，相关事实见《激荡三十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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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广东地区的“外逃潮”最早始于60年代初的大饥荒时期。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实上酝酿了很长时间，有两个事件比较值得关注：第一个是1959～1961年间中国发生的饥荒，使较大规模人口非正常死亡；第二个事件是1962年在广东省宝安县（深圳），聚集了10万人口意图偷渡逃港的事件。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天，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并不仅仅是高速增长，而是开放下的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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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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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儒学家殷海光的回忆，他的老师、哲学家金岳霖曾言：“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此言颇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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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任何一部著作让读者感觉心旌荡漾，那一定是我的错。我们正在阅读的历史不应该是冰冷的，但也不应该是滚烫的，它仅仅应有平凡人的正常体温。在冷静中，我们才能找到真理的入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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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那些创造了中国商业进步的人们——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还你们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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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那些记录了历史的人们。为了这部企业史，我阅读和采用了大量的前人成果，一如我之前的所有作品一样。我没有在书后罗列一大堆图书索引，这主要来自两个考虑：一是我在正文中都已经标示出了有价值的资料来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找到它们；二是为了节约纸张，我常常为自己的图书定价昂贵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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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记下并在这里朗诵这些学者的名字，他们对中国近当代史的研究令人肃然起敬：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白吉尔（Marie Claire Bergere）、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高家龙（Sherman Cochran）、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孔飞力（Philip A. Kuhn）、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罗斯基（Thomas G. Rawski）刘广京、郝延平、杨小凯、王业键、余英时、杜润生、朱学勤、雷颐、梁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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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此次写作，我去了上海、深圳、天津、安庆、重庆、南通、无锡、南京、宜昌、福州、宁波、广州、镇江、香港等很多城市，感谢那些地方的人士，他们为保留前人的事迹和遗址正做着不为人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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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的助理朱琳、陆斌和崔璀，本书在很多环节上离不开他们的协助。感谢东方早报社的诸多同人。感谢中信出版社的王斌社长、潘岳总编辑和我的责任编辑蒋蕾，他们对我的宽容和忍耐好像总是没有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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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的太太邵冰冰。我原本打算用人物列传的方式来写作这部作品，是她的坚持让我改成了现在这样的、与《激荡三十年》保持一致的编年体体例，这让我多付出了几倍的工作量，现在看来，她是对的。在过去的几年里，写作成了家庭生活最主要的部分，我唯一能作的补偿是，尽量陪她和吴舒然同学去看每一部新上映的“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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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力赛式的创作告一段落了。我动笔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吴舒然同学背着小书包刚刚跨进小学的校门，到今天，完成《跌荡一百年·下》，她已经要上初中了。时间就这样过去，不动声色地更替着昨天和明天，它给我们的生命留下了花开、花谢、雨聚、雾散，它从不白白地来，也不白白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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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吴舒然同学对我的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屑一顾”，我无比耐心地等着她提出批评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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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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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夏季 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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