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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gl. http://www.strategyand.pwc.com/de/hom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pressemitteilung-detail/chiefexecutive-study-2013-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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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冠军：未来全球化的先锋 女性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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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企业管理层的均等机会是大众热议的话题。事实上，在比较小的企业里面，女性作为管理者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在德国，员工人数少于50人的小企业总共有380万个，其中29%的公司是一个女老板在管理。与此同时，在员工人数多于50的德国企业中，也有17%的是女性当老板[1]。而在德国的大公司，情况则是大相径庭：在2007年的时候，30家DAX指数公司中无一幸免地没有一个女性董事。不过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此同时，女性董事在西门子、巴斯夫、汉莎航空、德国邮政、戴姆勒、汉高还有德国电信也已经成为稀松平常的事情，只不过数量还是很少而已。在德国的大公司里面，女总裁一如既往地还只是凤毛麟角。在美国和法国情况就不一样了，女性作为企业的最高管理者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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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女性管理者在隐形冠军企业里的情况却大不一样，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有些年头了：无论是在隐形冠军的生产运营管理方面和还是行政管理方面，女性在许多关键的领导岗位上肩负着各自的使命。另外，如果女性管理者能决定性地影响并且控制公司的命运，无非有以下的三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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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英年早逝后她直接接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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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监事会或者顾问委员会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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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担任企业总裁进行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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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丈夫英年早逝后直接接管公司的女性举不胜举：1996年，乔治·舍弗勒去世之后，其遗孀玛丽亚–伊丽莎白·舍弗勒开始领导当时全球第二大的轴承生产厂商依纳–舍弗勒（INA-Schaeffler）公司。当时的年销售额是15亿欧元，而到了2013年增长为112亿欧元。即便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下，舍弗勒夫人也带领着公司勇敢地渡过难关。另外，在1967年丈夫康拉德·韦根去世后，乌苏拉·韦根也开始接管威卡公司（WIKA），如今威卡已经是全球压力温度仪表领域的龙头企业。当时的威卡公司，其年营业额是在1000万欧元左右，而到了1996年女老板乌苏拉·韦根去世的时候，企业的年营业额已经翻了二十番，增长到了两亿欧元了，而今天又增长至7.5亿欧元。此外，还有凯驰公司的例子：1959年，艾琳·凯驰也是在丈夫逝世后接手凯驰公司的。之后在1972年，艾琳·凯驰又大胆地提拔当时只有30岁的罗兰·卡姆来领导公司，在随后的战略调整之后公司业绩取得了长足的增长。1974年，凯驰公司的年营业额在1900万欧元左右。而到了2013年，其营业额已经上涨了105倍骤增至20亿欧元。再有就是维特根公司的例子：1997年，飞来横祸的一场交通事故让莱因哈德·维特根撒手人寰，他的妻子吉塞拉·维特根便和当时30岁的长子尤尔根·维特根和26岁的次子斯特凡·维特根一起携手经营公司，并且让企业的营业额从当时的4亿欧元发展到2013年整个维特根集团17亿欧元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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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飞来横祸的情况下，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够依旧发展壮大成为现在的隐形冠军，那些力挽狂澜的女性管理者功不可没。另外，在不少情况下，这些公司全球化的步伐，也始于这些遗孀接管公司之后。这些女性管理者所取得的丰功伟绩和那些白手起家的创业家是旗鼓相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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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家族企业中，监督职能和执行职能划分得并非那么泾渭分明。因此在隐形冠军的顾问委员会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女性：她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管理公司的具体业务，并且在公司也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比如说，贝蒂娜·伍尔特，她在父亲的集团公司核心管理团队中积累了5年的经验后，2006年成为伍尔特集团的顾问委员会主席，而当时她只有44岁。另外一个例子：2001年，当时年约25岁的科特琳娜·克拉斯–穆尔豪泽就进入了克拉斯董事会，之后她对企业的战略调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还有一个例子：杜尔公司是全球喷漆设备的霸主。2006年，海因兹·杜尔让他的女儿亚历山德拉·杜尔进入公司的顾问委员会。而当时的亚历山德拉·杜尔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并且在医学和人类遗传学专业获得了博士学位，除此之外，她在巴黎经营着一家名为Hôpital de la Salpêtèrière的神经遗传学研究院。2011年，公司股东大会一致通过，任命她为未来5年的顾问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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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隐形冠军中，虽然由女性创立的企业还是比较少的，但也是有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伊娃–玛丽亚·吕尔，她在1978年创立了DT&Shop公司，并且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就在牙科产品的邮购业务方面从行业新手成长为市场领先者，企业的业务范围也已经扩展到70多个国家和地区。另外，很多著名的玩具品牌企业都是女企业家创立的或者联合创立的。比如说德国人玛格丽特·史泰福。1879年，她就开始了毛绒熊的生产。1902年，她又推出了“泰迪熊”系列毛绒玩具，由于与之同名的美国总统迪奥多·泰迪·罗斯福的“间接帮助”，“泰迪熊”在美国的销售经历了井喷式的增长。1907年，已经累计销售了97.4万只泰迪熊，而且泰迪熊的“耳朵上的圆形纽扣”这个标志在今天已经家喻户晓了。还有，欧洲市场领先的玩具娃娃和功能娃娃的生产商夏芙（Zapf Creation），就是在1932年由马克思·夏芙和罗莎·夏芙联合创立的。在夏芙公司诞生的地方勒登塔尔市（Rödenthal bei Coburg），还有大名鼎鼎的Goebel公司，而它最为出名的产品。安内·博达可称为女创业家了：1949年，她接手了一个小出版社，并且做大做强使其成为业务遍布全球的大出版社。1961年，旗下的Burda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时尚杂志，总共有17种语言版本并且在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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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研究的隐形冠军里，很多公司总裁都是女性。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妮克拉·莱宾格–卡姆穆勒：2005年，她从父亲贝特霍尔德·莱宾格手中接手开始管理专业生产激光设备的通快公司。在她的领导下，员工们勇往直前、开拓进取，并且成功地度过了2009年的金融危机严冬。如今，妮克拉·莱宾格–卡姆穆勒已经是西门子和汉莎航空公司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了。此外，卡尔史托斯公司（Karl Storz）是内窥镜设备领域的领头羊，西比尔·史托斯是创始人的女儿，她从1996年开始领导企业，并且带领企业走上了一条持续增长的道路。2006年，欧洲妇女商业贸易理事会（CEFEC）将她选为当年的“欧洲杰出女企业家”。另外，Playmobil的唯一老板霍斯特·布拉德斯塔特也将非家族成员的女经理安德烈·绍埃尔定为接班人。再有，托马斯·哥特布吕克是专业生产监测摄像设备和移动监测设备的Geutebrück公司的老板。1999年，他将只有32岁的女儿凯瑟琳·哥特布吕克定为企业的接班人，之后他就逐渐退出日常的企业管理事务，并且最终把公司全权交给当时已有两个孩子的凯瑟琳·哥特布吕克去管理。再有，莱默尔公司（Erhardt+Leimer）是全球领先的视频监测和移动传感技术的供应商，从1977年开始，汉内洛蕾·莱默尔作为女总裁开始管理公司。最后，ASB Grünland是全球最大的花卉土壤供应商之一。2008年，公司的创始人赫尔穆特·奥伦兹让女儿麦克拉·奥伦兹来全盘接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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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这样的名单我们还可以列出很多。作为女性领导者，她们在隐形冠军企业里发挥的作用比在大公司里的女同胞要大得多。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和男性领导者不一样的是，这些女老板大部分来自控制企业的那些家族。不过，也有一些女老板是非家族性的职业经理人。这些女老板确实也证明了，在全球化的大公司里女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不过，就女性被提拔到公司决策顶层的机会而言，隐形冠军企业比那些大公司要明显更好一些。我们也得承认，这主要是对那些家族中的女成员而言的。总而言之，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在企业的管理层缺少女性管理者的身影，那么这就意味着企业巨大的潜力还没有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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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gl. Wo Chefinnen das Zepter schwingen, iw-dienst, Köln: 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9. Februar2012, 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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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冠军：未来全球化的先锋 管理层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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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在那些大型的跨国公司中国际化管理人才越来越多。到2013年上半年，30家德国DAX指数公司的董事会中，竟然有29%的不是德国人。在有些大公司里面，这个比例甚至更高。比如说，安联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一共来自5个国家。费森尤斯医药用品公司的董事会虽然只有7名，却是来自3个不同的国家。雀巢公司的高级管理委员会中有13名成员，也来自7个不同的国家。其次，再看看我们的隐形冠军：它们80%~90%的收入都来自海外，而且它们大部分的员工也都是在国外。就这几个方面而言，隐形冠军们也称得上是非常国际化了。再者，隐形冠军的中层管理团队也是非常国际化的。我曾经参加过许多隐形公司的高管会议，参加这种会议的人数也差不多是全员人数的2.5%~5%，也就是说通常在50~100人的范围。现在，隐形冠军的这些高管团队也是非常国际化的：在这种高管会议中，英语是他们主要的交流语言，而且基本上不需要同声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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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隐形冠军对管理层的任命，这又呈现出另外一幅情景。有些隐形冠军遵循这样的政策：各个国家的分公司完全由当地的团队来管理。世界领先的制浆造纸企业安德里茨公司对此曾经这样说：“我们安德里茨公司采用的是由各个本地团队管理的区域性组织结构。每个安德里茨分公司的业务经理和总监的国籍，就正好反映了公司和员工在全球的分工布局。每当我们收购一个新的公司，我们都会花大力气去融入当地的管理团队中去。”还有，全球工业接口的领先者菲尼克斯公司也让其海外的公司全权由本地人去管理。此外，IBG是焊接技术界的隐形冠军，它在海外的公司也从不派遣德国人去当经理。在中国有很多中国人在德国深造过并且会讲很好的德语，他们也被提拔到隐形冠军的管理层岗位上去。还有一些公司，他们高级管理人才的国际化程度已经很深了。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海蓝德国际货代公司，它是来自美因茨的全球专门经营葡萄酒和烈酒物流的企业。在它的董事会里总共有6个人，可是一个德国人都没有，而是两个法国人、一个荷兰人、一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还有一个瑞典人。另外，在高级管理人才的国际化方面，瑞士的那些隐形冠军们比德国更加前进了一步：瑞士的奇华顿公司是赫赫有名的香料和香精供应商，在它由6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中有三个是来自法国，一个来自瑞士，一个来自墨西哥还有一个来自加拿大。全球第二大奢侈品企业——历峰集团，它的12人的董事会是由来自5个不同的国家的成员组成的。索诺瓦公司作为全球第一的听力辅助设备供应商，它的管理委员会成员也同样很国际化，他们分别来自瑞士、德国、荷兰、法国、意大利、新加坡、丹麦和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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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的隐形冠军中，外国的领导者还是比较少见的，并且和大公司的那些外国高级经理人相比也是很少的。虽然他们屈指可数，但也值得研究：比如威克诺森公司（Wacker Neuson）就是世界领先的制造轻便小巧设备的公司，而它的CEO却是土耳其裔的杰姆·佩克萨格拉姆。之前在博世公司效力期间，他就发展得很顺利并且其职位也平步青云。而现在，杰姆·佩克萨格拉姆正在全权领导威克诺森公司。还有，汽车变速器技术的隐形冠军格特拉公司（Getrag）在全球拥有13200名员工，并且企业的年营业额高达32亿欧元，而它的CEO是印度裔的米希尔·科特查。易福门电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自动化设备供应商，它的CEO是来自孟加拉的乔伊·拉赫曼。除此之外，出生于印度的施里·古普塔正领导着隐形冠军温德默勒与霍尔舍公司的全球业务。拜尔斯道夫公司（Beiersdorf）是专业生产妮维雅产品的企业，它的董事会成员刘峥嵘先生就是来自中国。其次，坦白地讲，德国隐形冠军们在高层管理人才国际化方面的落后和步履维艰是有诸多原因的：首先，差不多一半多的隐形冠军的高级管理层都是家族成员。其次，它们的管理团队基本上都非常小，大部分都是两到三个人，最多也就是五个人。因此和大公司相比，它们在这方面所能提供的职位也就少了。再者，这些“袖珍的”管理团队彼此之间之所以能够互相配合、紧密合作，是因为这种团队精神来源于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化价值。最后，正如前面章节所讲的那样，很多隐形冠军都是在远离都市的乡下。而这种乡下的生活环境，也可能成为这些国外高管和他们的家属在当地安家和融合的一个大麻烦。在这个方面，我们不可能期待隐形冠军会在短期内会有多大的变化。伴随着公司业务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许多企业希望，企业管理层国际化的步伐迈得更大并且更快一些。不过我们要知道：凡事都有两面性。微型管理团队的优点也是不容小觑的：他们都有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并且彼此心有灵犀在工作中就非常默契。正因为如此，就有了和之前所讲的例子正好相反的情况：格罗茨–贝克特公司是全球顶尖的工业缝纫机用针供应商，而它却最喜欢把在德国总部阿尔布斯塔特市（Albstadt）效力多年的员工外派到国外去管理当地的团队。公司总裁托马斯·林德纳这样阐述他的政策：“我们必须保证企业在‘血统上’的一脉相承。对我们来说，如何将我们的企业理念一对一的传播到所有分公司去是最重要的。我们也明白，即便是想让一个成年人将企业文化内化为个人的信念，那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这至少需要15年的时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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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隐形冠军这里，公司业务、员工团队以及管理层的国际化并不是同时进行的，而是在分步骤在不同的时间段进行的。在这几个方面，首先进行的就是公司业务的国际化，紧接着是员工的国际化，然后是经理们的国际化，到了最后，而且是至少一到两代管理团队之后，企业的“老板椅”才能让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来坐。在国际化的前三阶段，隐形冠军们都进展得很顺利。而这第四阶段，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并且最后的成效也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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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gl. Süddeutsche Zeitung, 21. Apri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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