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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63481 我们确实处于一个经济目的被神化的物质时代。可能有人会深切体会到西方国家正在放弃所有的真正价值,所有的传统观念和所有使生活变得美好的东西,去追求提高生活水平的幻影。对于那些看到过真正的贫穷,即见到过那些处于工业化前的国家的贫穷的人而言,这一论点也许会有点缺乏说服力。但是,即使他们也会承认我们文化所引以为荣的物质目标并非人类所要追求的最高目标。但是又有什么其他目标可供选择呢?除非我们知道要用什么来取代经济目标,否则我们仍无法采取行动。无论多么糟糕,在我们抛弃一个运行中的体制之前,我们必须有可以取代它的更好的体制。认为事情不会变得更糟,任何改变必须又向好的结果转变,这在政治上通常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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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63483 建立乌托邦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而且,由于它们点燃了人们的想象并成为人们的导航灯,但是,政治上应考虑的问题不应是理想上想得到什么,而是在可能的解决方案中,哪个才是最好的。作为西方世界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战争是现今惟一可能替代经济进程的解决方案。这是希特勒的纳粹德国至今为止最彻底的非经济社会的尝试所能找到的惟一目标。纳粹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想发动战争——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这样做了。但是,纳粹主义的巨大吸引力在于它迎合了德国人民对于经济目标模糊但强烈的反感。纳粹主义的悲剧并非它为人类对于战争的冲动提供了一个新的释放的机会,而是它将那些理想的不切实际的运动——这些运动都是反对经济目的而认为它们太过愚蠢、太过物质化——变质为战争和攫取的这种最低级的物质信奉,而这恰恰是因为这些运动都是不切实际的,也就是完全起反面作用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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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63485 没有证据显示在其他地方采取的其他尝试会得到与此不同的结果。使经济进步成为社会努力的目标,可能像批评家所说的那么不好、那么有害,将其他的社会考虑因素都服从于利润的要求。这种做法当然可能做过头,而且也常常发生这种情况,然而,社会整合及分配稀缺物品的工作是不得不做的。而且,作为一种组织原则,经济发展当然比整个战争要有建设性和有益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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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63487 如果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有利于社会,即使只是社会的次优选择,我们也必须承认价格是对社会有裨益的;这是一个简单的、相互关联的、经济上合理的体系。一个为经济目标而奋斗的社会必须建立在价格基础上,如果此社会不是处于持续紧张的状况中。但是价格必须以政治,即超经济的法令为基础。在市场体系中,经济行为是由在任何经济或社会体系中决定生产力和效率的相同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即劳动力的成本因素、资本积累比率,等等。在这种意义上,仅仅在这种意义上,市场体系是一个”自然的”体系;且因为如此,使其他标准服从于价格标准,赋予了一个信奉经济目标的社会最大程度的社会稳定和最少的社会冲突。虽然苏联并不了解我们所定义的市场,但是它也像资本主义经济所做的那样,让所有的经济活动服从于价格的成本。惟一的区别则是,价格是由国家决定的,而并非由各个消费者的综合行为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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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63489 认为由于市场使经济成为最高目标,所以市场对社会有害,这种论调是以感情或道德标准为基石的。这是对采取任何组织原则的所有社会的攻击,而并非对一个经济上有秩序的社会的攻击。即使这些人生活在13世纪而不是20世纪,他们也会一样地吹毛求疵,因为所有的社会必须使其他所有的价值标准都服从于一种指导性的价值标准。因此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非政治性的,甚至是违反政治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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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63491 反过来说,第二个论点是正确的:市场体系是对社会有害的。因为市场体系使群体的需要和需求服从于个人的需要和需求。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得出了有关市场体系的政治功能与政治局限性的最重要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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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63493 市场体系必然不能满足群体的需求,因为它致力于满足个人的需求。这正是市场的定义,市场是以消费者为主导,并由消费者操纵的。这种论点无任何新鲜和令人震惊之处,这最早是由市场体系的拥护者亚当·斯密提出的。显然,作为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影响社会生存的是群体的行为,因而只能以群体决策和偏好,即政治决策为基础来满足群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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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63495 赫伯特·斯宾塞要求市场是普遍的,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解。市场只能作为一个发展中社会的制度而存在。但是,使市场极端化和没有区别就意味着废除有秩序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在哲学角度也许站得住脚,但它绝不可能成为一个以生存为首要任务的社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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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63497 这个完全错误的理解也造成今天一个十分流行的观点,即因为市场不能进行政治决策,所以我们应该废除市场并用”经济计划”来代替它。这一呼吁是建立在这一论点基础上的,即在”计划经济”下经济体系会自行地、切实可靠地给予我们正确的、必需的政治决策。这种说法毫无根据,而且有些危险的、招摇撞骗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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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63499 无论经济体系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它都不可能给予我们正确的政治决策。政治决策一定是由政治组织做出的,且不必说它们不可能是没有错误或是自行给出的。战争前英国和美国军备的不足——显然这对于这些国家的生存是个威胁,并非是由市场体系造成的,而是因为民主政治中的领导者和投票者不愿做出战争的抉择。一旦做出这一决定,市场便顺利地提供了战争物资。只有我们现在寻找一个能让人们放下必须做负责的政治决策的包袱的自行运转的体系的倾向,才能够解释”计划经济”作为万能药的魅力。这一倾向并非局限于经济制度领域,它的存在比比皆是,例如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中也有。这实际上只是再次表达了赫伯特·斯宾塞寻找能摆脱责任、警惕和抉择的万能疗方。这对于一个只能建立在公民的政治责任和决策基础上的自由社会的生存造成了致命的威胁。“切实可靠”和”自行运转”的体系只是一个专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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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63501 因此,“经济计划”并非反对市场作为一个经济制度,而是反对自由政府。这事实上是一个支持领导者享有完全的权力,或一个支持官僚们统治的论调。剥去它的自我推销的言语,对”经济计划”的支持分明断言,在现今情况下,没有一个工业社会能拥有一个自由政府并且存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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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63503 市场的绝对化、经济计划的极端化都没认识到,市场体系以个人需求的满足为基础意味着社会生活的两个共存的和同样重要的部分。一方面是个人领域:在这里,有组织的社会只是作为一个满足个人理想、渴望、需要和向往的工具而存在;另一方面是有组织的社会领域,在这里,个人只是作为社会的生存和终结的工具而存在——“成员”这一词用在这儿就非常合适。两个方面对于人类的本性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它们,也就没有人类社会,而只有蜂巢或疯人院。真正的经济政策问题在于,从哪里划分这条界限以及怎样使一个部分获得平衡并支撑另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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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63505 公司的概念(珍藏版) [:170416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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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63508 如果我们首先指向市场无法满足的社会需求这一领域,确实存在许多把市场都排除在外,且与个人的经济需求和向往完全无关的地方。司法管理和维持内部秩序就是典型的例子。另一个在美国发展中尤为重要的例子就是”内部改良”活动,它通过共同行动建立起规范个人行为的构架,帮助他们提高效率。田纳西河流管理局就是当代最佳的说明,但是最重要的例子则是现代战争。全面战争是对一个社会生存能力的检验。在战时,个人必须完全服从于社会——不仅他的需求和向往,还有他的存在都必须如此。现代战争是市场绝对的对立面。如果我们生活在持续的全面战争状态下,或只是持续存在战争威胁,市场体系都不可能被维系。在过去20年里,对自由企业体系造成真正的决定性侵害的,正是现代社会渐渐腐化为一个全面战争的社会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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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63510 确定被市场排除在外的领域从未表现出很多政治问题,这显然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在这里必须提及的是,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明确决定哪些是纯政治性的,制定明确的政策来管理这些领域,并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机构来执行这些政策,这样做是最有利的。另外,必须努力使人们的想像力和主动性在这些领域完全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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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63512 只有当我们努力在市场能够和应该发挥但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不能允许市场完全发挥功能的领域设立对市场运行的限制时,经济政策是否正确这一问题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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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63514 市场中的一切都是商品。每个事物都是一个根据经济理性来组织生产并根据其市场价格来确定其价值的因素,但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允许将劳动力、土地或设备的自然资源和金钱作为”商品”。劳动力即人,土地和资本设备即是其环境和生产资源。金钱和信用是将人及其资源整合在一起的社会组织。显然,为了社会的生存,此三者都必须加以保护,不能允许市场破坏它们和它们的稳定状态。(这就概括了卡尔·波拉尼的《巨变》(纽约,1944年)的要点。我与该书的惟一分歧在于,尽管作者曾在别处多次谴责经济绝对主义,然而在该书中他却深受其害。他没能看到战争在缩减市场规模方面所起的作用,因而认为市场必须是绝对和普遍的,否则市场将不复存在。因此,他从限制市场操作的必要性中推断:市场不具备任何生存与操作的空间。我认为这一结论不管是在逻辑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毫无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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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63516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为了维系社会框架而限制市场的运作,这一直是我们经济政策的目标。这是管理劳资关系、处理妇女和儿童劳动力问题、保护自然资源、设立中央银行、消除贫民窟以及监管毒品交易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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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63518 一个特殊的问题——本身十分重大和困难的问题——就是经济变化对社会框架的影响的局限性。市场体系的整体目标就是改变,即经济增长。但社会需要相当大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才能生存。最重要的是,个人只能在他熟悉、了解并具有其传统的社会环境中发挥作用。即使在这个最具流动性的国家,“劳动力的流动”——运用经济学上的定义——也是非常低的。一个俄克拉何马州的农民被迫离开他的土地从而成为一个农夫移民,因而失去了社会根基,与社会分离,而他自己也成为一股分离社会的力量。一个工业衰败的小镇的工人不可能就简单地收拾家当去往别处,他被数以百计的纽带束缚着——家庭、家产、朋友、教堂甚至其债务。战后最大的社会问题在于必要的经济变化对家族农场这一社会单位产生的社会影响。尤其紧迫的是,数以百计的南方棉农的生存受到了棉花采摘机的威胁。毋庸置疑,用高效的机器取代经济上最低效的棉农,最终会提高所有人的收入水平,包括被替代的棉农及其子孙后代。但是这500万或800万棉农去哪儿呢?他们又能做什么呢?而以他们为经济动力的南方的社会和经济的构架又会怎样呢?确实,突然间替换下棉农,不仅对南方地区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的灾难。同时用政治渠道来维系面临技术进步、社会上和经济上都已过时的棉花采摘体制,只能最终导致最严重的灾难。每年这种调整会越来越难,现况也会更难维持。在处理经济变化的社会影响的时候,我们显然不仅必须解决限制市场的问题,还要解决怎样令其良好运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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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63520 哪些地方必须限制市场的运作,以及应该如何限制,这些只有在我们将市场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同时加以限制时才能决定。如棉农的例子所示,价格的经济理性提供了一个衡量影响经济状况的政治决策的不变标准。如果我们决定不顾棉农已失去经济价值的事实,仍然保留他们,市场不仅会向我们表明这一决策会花去多少国家财富和收入,还会显示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会产生多大的差距。若无此标准,我们根本不会有任何政策。我们不得不或者立即放松所有的技术动力——现在冒发生社会颠覆的危险,或者不让所有的机器进入市场,而社会最终必将全面崩溃。虽然这可能很难,但以市场为准绳,我们能制定一个逐渐调整的政策。因此,至少只要我们想要经济增长,市场的存在就是任何控制经济变化的影响的政策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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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63522 正因为市场是以单个消费者的决策为基础的,市场的这种功能就没有替代者。这并非因为在经济决策方面个人必然比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专家更明智或更少犯错误,而是因为个人所犯的错误都是小错,个人的行动范围狭小,而且因为存在如此之多的个人,他们的小错、过失和造成的灾难会互相平衡。而若有几个掌权的经济独裁者——例如一群经济计划者——经济将会经历一系列的剧烈动荡,而且随时存在着犯灾难性错误的危险。苏联的经济以所有工业国家最高的利润率运行,但是,在这种五年规划下运行的经济中,犯下灾难性错误的危险——比如,引发类似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比在由几百万个非常小的老板和消费者共同管理的经济体中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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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63524 在一个像我们这样信奉经济目标的社会之中,除非我们拥有市场以价格给出的经济理性原则,否则我们不可能得到一个成功的社会政策。划分何处应是市场不能被允许自由运作的领域,依赖于一个起作用的经济标准。由于我们必须限制市场,社会利益决不会是和谐兼容的。对社会而言,什么更加重要——通过廉价的居住来消灭贫民窟,还是通过制约建筑方法和材料来维系建筑工人的社会安全和传统?只有当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能够用相同的术语来表达时,即用它们对成本和价格的影响来衡量时,我们才能做出决策。如果没有价格这一共同的分母,社会政策的每个决策都将是无法用协商来解决的政治决斗,而且只能通过施加政治压力来解决。总之,没有价格标准,我们就无法衡量社会政策对经济效率和生产力的影响。不仅在任何努力创造经济增长的社会中,而且在任何想要存活的社会中,这些影响都是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的真正因素,这是因为一个社会的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是这个社会及其成员存活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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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63526 公司的概念(珍藏版) [:1704161802]
1704163527 个 人 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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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63529 在一个努力实现经济增长的社会中,社会性构成的部分也是一个经济的部分。因此,只有在个人的经济需求和决策具有社会有效性并对社会经济起决定作用的时候,即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社会才能成为自由社会。如所有的集权主义者所言,个人的经济决策是反社会的,且不可能被准许来主宰经济,那么一个经济社会的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则会处于一个基本冲突的状态。政府当然不得不完全主宰经济,而且所有经济决策必须以群体利益为基础,即通过政治命令来做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致力于实现经济目标的社会不可能成为自由社会,它可能必须拥有一个不允许反社会的个人利益对其施加任何控制的绝对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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