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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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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是正确的。因为B公司在拥有强大的经营资本的环境下反而在盈利投资项目的机会上有所减少，使得B公司的管理层更有动机去过度投资。还有一个要引起注意的担忧就是B公司有相对较弱的公司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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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最后一个例子则表明复杂的代理因素会影响股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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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7-6 电力公司，代理成本与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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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公司通常派发高于平均水平的股利分红率。许多公共设施公司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有很高的股利支付率，而且它们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特征迫使企业定期增发新股来投资项目。这种用新股募集的资金来派发股息的惯例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新股很昂贵。研究者们[11]测试一组美国电力公司，发现确实存在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派发股利然后发行新股：管理者与股东直接的代理问题就转换为公共设施监管者与公共设施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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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电力行业通常是垄断经营的，一定程度上来说它们是该领域的唯一供应商，但它不能以垄断地位将电费设定在高价位。监管者希望设定一个费率使得公司经营费用能够收支平衡并使得投资者得到合理的回报。但是监管者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或者是政治委任，或者就是将消费者看作潜在的候选人。因此，实业股东除了面对潜在的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因为管理层更有动机去使用特权或者过度投资），还要面对监管者与股东间的矛盾（因为监管者设置低费率来吸引公共设施使用人群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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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公共设施行业中，股利和后续的新股发行都是用来有机地监管经理人与监管者的。公司支付高股利，然后去资本市场发行新股。如果市场认为股东由于监管者没有设置较低的费率或者经理人消费得太张扬而没有获得合理的回报，新股发行价就会下跌，直到股东的期望收益率得到满足。结果，公司就不能融得足够的资金来扩展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的业务计划——电力行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因此，在极端的情况下，就会停电。面对引起潜在选民气愤的可能性，监管者就更有理由来设置一个合理的价位。因此，股东权益市场就起到了监管和仲裁股东分别与经理人和监管者之间矛盾的服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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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Shefrin and Statman（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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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Elton and Gruber（1970），68-74。技术上说，该表达式并没有计算货币的时间价值，并且假设投资者风险中性（对风险没有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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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例见Ross（1977），23-40，及Myers and Majluf（1984），18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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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见Filbeck（2009）的论据小结，包括了只支持该论点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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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见Grinblatt，Masulis，and Titman（1984），461-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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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非正式地说，权益自由现金流是指在公司接受了全部正净现值后可用来分配的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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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见Jensen（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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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详见Mukherjee（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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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该理论引用于Smith and Warner（1979），117-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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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BITDA是指利息、税务、折旧和摊销前的利润，EBIT是指息税前利润。一般来说，债券条约包含的EBITDA和EBIT都是调整为一次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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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见Hansen，Kumar，and Shome（1994），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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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金融：实用方法（原书第2版） 7.2.5 股利理论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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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从股利与价值之间的联系中总结出什么呢？在理论上，在完美市场里，米勒和莫迪利亚尼发现股利政策与公司投资者的财富无关。但在现实中，市场中存在的缺陷却使情况更为复杂。还有一点，一些投资者会被逻辑和习惯引导，而更偏好于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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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我们不能从寻找股利与价值之间联系的证据中得出任何结论。这很难在股利与价值间中给出一个准确的关系，因为有太多的变量会影响这个价值。我们列举了一些能够解释有些公司会重视股利而有些公司却不这样做的因素。金融原理指出再投资机会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的确，不管它们坐落于世界哪里，小型的高速增长的企业总是分配很少的甚至是不分配其利润收益。先不管司法条例，更多的有很少再投资机会的成熟企业会倾向于支付股利。对于这些成熟企业来说，税收、法律、传统惯例、信号传递、股权结构和更趋于缓和代理矛盾，这些因素都决定着股利分红率的高低。至少从最低限度来看，在分析一家公司时，分析师应该评估该企业的股利政策是否满足其再投资机会、客户偏好和法律/金融环境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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