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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与1994年的墨西哥一样，许多东南亚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和韩国等长期依赖中短期外资贷款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汇率偏高并大多维持与美元或一揽子货币的固定或联系汇率，这给国际投机资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捕猎机会。量子基金扮演了狙击者的角色，从大量卖空泰铢开始，迫使泰国放弃维持已久的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而实行自由浮动，从而引发了一场泰国金融市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危机很快波及到所有东南亚实行货币自由兑换的国家和地区，迫使除了港币之外的所有东南亚主要货币在短期内急剧贬值，东南亚各国货币体系和股市崩溃，以及由此引发的大批外资撤逃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给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从那以后，乔治·索罗斯成为被东南亚各国政府和人民诅咒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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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是个“真实的谎言” “危机”=“有危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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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和一个美国同事讨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风险时，他问“危机”在中文里是什么意思，我说照字面上解释就是指“有危险的机会”。他说：“对呀，危机就是一种特别的机会。”《007》的作者伊恩·佛莱明也说：“永远不要对历险说不，永远说是。不然的话，你的生活将会乏味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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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的主要方法之二是做情景分析。情景分析在商业决策中经常使用，通过对未来不同情形的预测准备不同的战略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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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企业，比如银行保险公司等实质上是买卖风险的经纪人，先购买一种风险然后出售另一种风险。金融企业的商业本质就是通过经营风险来盈利。量化风险的专家正是这些金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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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利用计算机模型对各种可能的情况进行评估，然后计算出每一个公司的风险值。最简单的方法是用风险价值的概念（value at risk,VaR），风险价值是指某一时刻有多少钱处在风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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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用贝塔预测相对风险外，量化财务风险的另一个办法是利用概率。分析师爱说这样的话：“80%的概率你会获得7%的回报，但是有20%的可能你会失去你投资的1/3。”概率的好处是可度量因而可比较，不好的地方是概率只对长期的普遍的情形有用，对具体的一次性的决策作用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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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女人说“世上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女人真正想说的是面前的这个男人不是好东西。财务在起源上是一种微观经济学，更多情况下对具体的问题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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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是建立在概率精算基础上的避险方法。由赔率来决定盈利能力。在美国，自己开诊所独立经营的医生常要买医疗事故险以保护自己。《萨班斯——奥克斯利SOX法案》颁布后，一些上市公司的财务管理人员甚至开始购买职业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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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之所以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投资，主要在于投资者可能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也蕴涵着巨大的风险。风险投资界有句名言：“风险投资成功的第一要素是人，第二要素是人，第三要素还是人。”而人是最不确定的因素。统计资料表明，风险投资业务的失败率高达70%～80%。但由于成功的项目回报率很高，所以仍能吸引一批投资人。为了分散风险，风险投资通常投资于一些包含若干个项目以上的项目组合，利用成功项目所取得的高回报来弥补失败项目的损失并获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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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是个“真实的谎言” 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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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的主要方法之三是组合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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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子选股的故事在华尔街的投资家们中间流传。据说有人做了一个试验，把上千种上市公司的股票放在一只猴子面前，请这位“大圣”来选股。猴子挑出来的股票组合就是猴氏基金。再看一下回报率，猴氏基金一点不比华尔街的基金经理们利用各种模式组成的基金回报低。考虑到没有高昂的手续费，猴氏基金似乎更有投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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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说，投资的风险由两部分组成，即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乘飞机旅行，你不会因为是坐在头等舱，就比坐经济舱的旅客更安全，头等舱和经济舱的危险程度是一样的，这就是系统风险。在丛林里遇到野兽，逃生的关键不是你能跑多快，而是你能否比同伴跑得更快，这是一种非系统风险。系统风险是由那些影响整个市场的风险因素所引起的，非系统风险是指特定公司或行业所特有的风险，它与政治、经济等影响整个证券市场的因素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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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典型的股票，总风险中有75%是非系统风险，25%是系统风险。随着组合中随机选入股票种数的增加，非系统风险以递减速度下降，并趋于零。一般来说，随机选择15～20种股票就已足够抵消大部分非系统风险，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适度的分散化投资可使非系统风险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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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在华尔街的投资机构工作，复旦物理系出身，对数学模型方面很有造诣。他采用的是数量化投资的方式，不用分析师做基本面分析，而是利用优化组合，大规模分散投资（比如持有300支股票）。这样没有任何主观因素带来的风险，虽然预期业绩超出平均值有限，但能较稳地达到。他的优化标准很简单，主要看市盈率（决定股票价格），看资产回报率（决定股票价值），以及暗示趋势逆转的警戒信号（决定未来走向）如应收款是否增加太快，库存是否太高。这三个标准的权重不同，最高的是市盈率。相对于人治色彩的传统型管理,数量化管理更像是法治，虽然模型尚不完美，但却能保持良好、稳定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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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在解释自己选股的原则时这样说过：“我从不试图通过股票赚钱。我购买股票是在假设他们次日关闭股市，或在5年之内不再重新开放股市的基础上。”在巴菲特看来，市场本身的变化不再重要，市场反应是否足够有效也不重要，股价波动导致的风险存在与否也不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企业经营的能力。“从短期来看，市场是一家投票计算器。但从长期看，它是一架称重器。”因此，巴菲特说：“我对风险因素的理念毫不在乎，所谓的风险因素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如同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说：“无论战争进行得多么糟糕，我都能睡好觉，因为我总能知道事情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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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年轻的吕不韦曾经向他父亲请教投资方向。他父亲说，从事农业，获利将会是投资的一倍；从事商业贸易，获利将会是投资的十倍；而投资一个国家（即君主如嬴政），获利将会是成百上千倍，当然风险也最大。类似《管子》的论点。吕不韦考虑再三，挑选了回报最大的比较虚无的政治投资项目，可惜，最终被嬴政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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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曾经提出一个鱼与熊掌可以得兼的理想办法：“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就是说通过经商来发财、然后通过务农来守财，这样就可以去弊留利。当时，人们对商业的理解主要指贸易，相对于土地来说，贸易自然显得太虚无了。后来的几乎所有中国商人成功后，都会广置良田，遵循的就是这样的组合投资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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