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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最初安装的GPS平台定位的误差是100米,能够确定你是否在别国的领空,但若是具体到在哪座城市的定位就没有那么准确了。1996年,时任美国总统的比尔·克林顿宣称,美国政府将全面解除GPS卫星信号的选择可用性,使得其准确度从误差100米达到了2000年的误差20米。2007年9月后,信号不再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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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的媒体报道,会看到很多好笑的错误预测。但在1996年3月,美国交通部长费德里科·佩纳(Federico Pena)的预测却真的实现了,他说道:“现在,只有少数美国人知道GPS是什么;但5年后的今天,他们将会怀疑当初没有GPS的日子是如何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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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当局认为这一政策可以让全球定位系统出售额达到原来的4倍,每年创造8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截至2000年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事实上,到了2000年5月,GPS卫星信号的选择可用性被移除之后,其全球用户就达到了400万人。对此美国政府预计市场规模“在接下来的三年就会翻倍,创造的经济效益也会从80亿美元上涨到160亿美元”。2013年,离当年进行预测时已有10年,全球导航系统的安装数量超过20亿,与其直接相关的税收达到了2 0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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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没有GPS的生活,我感触颇深,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在2003年参加女儿卡梅伦在巴黎秋季时装周的首秀时。当我按时抵达约定地点时,我看到她站在马路对面。当时她16岁。天空下着蒙蒙细雨,街道及两旁的石砌建筑都是湿漉漉的,雨水流淌过路边的水槽。她纤细的身影有些倾斜,夹在腋下的雨伞让她看起来愈发瘦弱,雨水落在她背部。她低头看着一本已被雨水淋湿、破旧不堪的巴黎地图平装图册,一只手拿着地图册,而一份摊开的地铁路线图则拖在了地上。她把自己的行程安排印在了一张白纸上,上面满是各种人名、时间和地址,纸被折成扑克牌大小,部分已经被淋湿,皱巴巴地夹在书中。她对雨和4摄氏度的低温毫无防备,只穿了一身春秋季的衣服,肩上挎着一个大皮包,里面装了一个超大尺寸的照片夹,显得十分沉重,还挂着一双15厘米的高跟鞋,准备随时穿上。她不会说法语,也没有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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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PS导航系统出现之前,我们都会把地图打印出来。有些读者或许还记得有一段时期,美国汽车协会的会员外出乘车旅行时可以根据出发地和目的地申请一份“建议路线图”。美国汽车协会的工作人员会针对该路线,制作出沿线的地图,并用绿色记号笔把行车路线标示出来,比如在地图上标出从纽约途经辛辛那提到芝加哥的线路。然后,他们会把线路图装订到一起,邮寄给你。每个加油站都会售卖地图,你可以在那里买到各个州,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详细地图册。美国每辆车的储物柜里都堆满了这种地图,而你真正需要的那份地图好像永远都不会在你手边:或是因为把它借给了不会还你的朋友;或是因为使用次数过多,上面布满了折痕、水渍,已变得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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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那些成堆成捆、折痕累累的地图早已过时,取而代之的是GPS导航设备和智能手机应用,它们在行驶途中为你提供非常准确的语音导向提示。这样的话,当我们处于陌生的国度或是城区时,我女儿那狼狈的一幕将不会再上演。我们的生活真真切切地因GPS、智能手机和实时地图的应用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质量的明显提升,例如伴随这些科技创新而出现的丰富多彩的经济活动,都要归功于政府能够充分发掘过剩产能的潜力,并使它们在设计良好的参与平台上得以应用。万分感谢!若是没有美国国防部数十亿美元的研发资金的投入(估计在1994年就达到了50亿美元),GPS的发展根本就无从谈起。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家私人企业能有如此的物力财力实现如此成就,即便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或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这样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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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单靠政府无法充分利用GPS生态系统来促进经济增长、进行创新,并创造价值,还需要具备人人共享模式——充分利用过剩产能(研发和卫星),创建共享平台(标准定位服务),鼓励创新人才在此经济规模基础之上,利用其发展速度和巨大的经济影响进行实用性创新。而这往往需要一个类似于政府规模的机构才能做到,不过利用这一免费定位信息的工作最好还是留给大众:数千万个体、协会、大学、创业企业、中型企业、跨国公司,甚至其他国家(它们也在使用GPS并在此基础上扩展新的业务)。美国国防部从未想过GPS可以被应用到如此多的领域,包括对犀牛、鲸鱼、牲畜、宠物、濒临绝迹的枫树、小孩、极限滑雪者、登山者、自行车、汽车、卡车和货运集装箱进行地理定位,甚至是一把乱放的钥匙都可以利用GPS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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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GPS能做的还有很多。美国政府本可以将其只作为军用,可以一边将其公开,一边将交互界面做得格外复杂或并不实用(在现实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可以规定群体登陆GPS网络需填写申请或是付费。正是因为政府没有做任何此类事情,我们今天才能如此方便地使用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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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人人共享结构的4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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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公众开放其大量投资的其他资产,也能产生同样的效用,比如说互联网。芭芭拉·范舍维克(Barbara van Schewick)不仅是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还是该校机电工程专业的一名副教授。她的研究专注于使互联网成为一个鼓励创新和言论自由,用户可以在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板块进行交流的平台的因素。范舍维克认为,互联网的成功归结于以下4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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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能够在不受网络提供商的影响下,选择自己喜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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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中进行创新无须经过网络提供商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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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本身是无限制的,它不知道也不关心用户的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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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上进行创新的成本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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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出,这4个因素也是GPS的基础要素,同样还适用于公路、电力和水力。GPS、公路、电力和水力的终端用户可以选择他们所喜欢的设备、交通工具、照明设施甚至是洗碗机。进行创新的群体无需征得美国政府的同意。接收GPS卫星转播信号不需要许可。开发一个新的GPS应用的成本很低,即使高中生都能支付得起。人人共享的框架结构及其成功都来源于这4个要素,不过其中会有一些小小的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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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1:用户的选择。当然,所有的用户或是潜在用户都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应用(所处市场为自由市场)。我可以选择在手机上安装Lyft或Uber,又或两者都安装。我可以拒绝任任司机所提供的出租车业务。这一特性不仅对保护用户的选择权至关重要,对保护新应用的市场潜力也十分重要。如果说提供服务的群体认为他们不可能成功,难以被公平对待,那么便不会有用户再参与进来。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Uber的司机穆罕默德从开黑车转而为Uber服务:“我能接到乘车电话是因为我离乘客最近,而不是因为我的资历高,或者我是调度员的朋友。”在第6章中,我们讨论过Lending Club和Prosper的小额贷款人总是担心其贷款项目会因平台针对大型机构投资者进行优化而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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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2:无须许可。如前所述,个体是自愿参与进来的,是个人或小型公司自己的意向。人人都可以创建Twitter和Facebook的账号,或是修改Drupal的代码。不过,有些平台确实也会有一些限制条件,例如,Zipcar就要求司机在过去3年里没有违纪违规记录。为使共享平台的群体最大化发挥其潜力(比如,Uber、Lyft或Airbnb),机构的监管人员就不能停留在个体层面,而是应当将调整的重心放到平台上。这并不是说不去要求每名车主或乘客填写各种表格以通过审核,而是在平台层面提出类似要求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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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3:低成本。人人共享所强调的利用过剩产能使得参与的成本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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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4:对使用者无所限制。在第6章中,我们讨论了在构建平台的过程中,从封闭到完全开放的可能性,并讲述了在封闭平台之中会出现怎样的创新。现在,互联网和GPS都是完全开放的平台。正是这种开放性造就了无数应用。但也许专业机构平台并不需要太多创意或者创新,这也就限制了个人参与的可能形式。Prosper希望借贷人信誉度高,Uber和Lyft想要全职司机,并且他们的车手续齐全。从另一方面来讲,Twitter根本不关心你用这140个字符写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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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互联网出现之前有一个被称为“Minitel”的网络在当时得到了广泛应用。不过,它并不具备上述关键特性,需经许可才能在该网络上发表信息,简直就是一个由公司和政府围建起来的“花园”。从文化意义上讲,几乎未出现过任何有趣的东西。互联网自由开放的环境所带来的强大生命力是独一无二的,其实并非是网络,而是开放性使我们取得了如此惊人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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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政府应该在什么时候对其平台进行限制呢?首先,平台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或负外部性时,比如污染或拥堵。在上下班高峰期被堵在路上时(我们是公路这一平台的参与者),没人会因为你开着一辆燃烧化石燃料、排放尾气的车,而不是拼车或选择一辆燃油效率更高、有害微粒(与各种健康问题有直接关系)排放更少的车就对你实施处罚。政府应当建立一个针对拥堵和污染的收费机制,如此一来,我们也会在出行方式的选择上将这些问题纳入考虑之中。其次,在资产被用完或是无法同时得到有效分配的情况下,政府应对其进行限制。干旱时期,政府就禁止了灌溉草坪,也不允许向游泳池注水,以便节约用水。有时,在一些基础设施贫乏的城市,政府在一天之中会定点供水供电来限制使用,如加沙地带就采取如此措施。但如果资源是非竞争性的,也无负外部性,比如GPS、互联网、开放数据、开放频谱和开放设备等,那么政府便有充分的理由(筹集充足的资金)尽可能多地去提供开放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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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平台会将参与者的潜力发挥到最大,在此之上创新和经济的产出也会实现最大化。开放的政府平台应当是在范舍维克提出的4点要素之上进行展开的。若非如此,平台所能实现的效用、创新以及引发的经济活动都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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