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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车服务应用之间、出租车司机之间、司机联盟之间和市政府之间的竞争充分体现了监管的复杂程度。2014年6月的一天，5000名出租车司机（这一数字为伦敦监管单位提供，而组织者称有12000人）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阻塞交通数小时，抗议英国政府对Uber提供服务的不作为。巴黎、柏林、马德里和里约热内卢的出租车司机将车辆停在公路主要交叉口，通过阻塞中心商业区的交通进行了类似抗议。这场战斗是在不遵守规则的人群与制订了规则、但规则不再有效的人群之间展开的。阻塞的交通和媒体的报道对Uber来说无疑好处多多。媒体在周三报道了在伦敦发生的抗议活动，从当天中午到午夜，该应用的下载数量与一周前相比翻了9倍。正如他们所说，任何媒体都是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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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名遵纪守法的出租车司机，你绝对会对这些不受法律监管的司机抢生意的行为感到愤怒。你所遵守的法律法规决定了你谋生的方式、方向、时间与地点。不幸的是，有些法律法规毫无意义且已过时，无人从中获益，唯一的存在意义就在于阻碍竞争。当创新的速度超过监管的能力之时，那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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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监管与过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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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防情报局首席创新官丹·唐尼（Dan Doney）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为我讲述了此事，那是2014夏天我在阿斯彭研究所遇到他时。当时，我们与12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围坐在一张圆桌旁。每个人会进行一个10分钟的话题阐述（我首先向在坐专家分两部分阐述了自己对人人共享的理解），之后我们进行了一场激烈讨论。气氛渐渐平静下来后，唐尼十分绅士地示意想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当时，他穿着带衣领扣的衬衫，下身是一条卡其色裤子，十分整洁。他对大家轻声说：“请允许我为各位画一张有意思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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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将平台、公民社会、信息技术治理的特性联结起来，向我明示了过度监管造成的后果。制定法律法规（平台结构、法律和规则）是用来增进集体利益的，但却是以损害个人自由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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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唐尼对于人人共享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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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我们制定限速政策来增强公共安全。若是所限的速度过低（在荒无人烟的高速公路上时速不得超过88千米），人们会因为限速所得与行驶的时间成本不匹配而不愿去遵守这一规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遵守该规定的人反而会因其速度与大多数人不同而影响公共安全。在到达某一点之后，越是严格的限速要求越是会影响到集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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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7-1中，有一个最优点——监管量恰到好处（法律法规和平台结构），而此时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也能达成一致，所实现的利益超过了各部分的利益之和。人们会出于自身利益或至少是整体利益的考虑去遵守（参与）。但一旦跨过这个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就会产生冲突。我能理解该图的含义：存在规则（结构）能鼓励我去参与；但如果存在太多规则（过多结构）却会使我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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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出租车的法律法规中充斥了过时的规定，这也直接导致了Uber和Lyft的成功。华盛顿出租车委员会的主席罗恩·林顿（Ron Linton）说：“Uber所提供的服务是不合法的，因为司机在乘客下车时并未提供发票。”但只有在将“发票”定义成一张纸时，这句话才真正成立。使用该项服务的人都是用在线账号所绑定的信用卡进行支付，在下车之际立即就能收到一张电子发票。在迈阿密，为了保护出租车市场，豪华轿车在15分钟之内是不会应答客户的。纽约最近才规定只用某个城市批准的计价设备是违法的，这或许在智能手机和GPS出现之前才有意义。伦敦早在1636年就已对出租马车进行调控，这可是在400年前！当时的限量是50辆。自1865年以来，该市就要求所有司机都通过考核，以保证他们对伦敦周边的所有街道、站点和最优路线都了如指掌。这也提升了他们的职业地位（联想一下美国的情况），在其专业领域他们也可以相当自豪。伦敦数百万名乘客的出行从此变得高效了，他们对此也极为赞赏。如今，“申请人需要平均准备34个月，至少参加12次（最终测试阶段），才能通过考试”。现在，我们有了GPS，有了智能手机。那些6月在伦敦参加抗议示威活动的出租车司机真正应该抗议的是出租车执照委员会老套、成本高昂的考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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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唐尼指出的：“监管者认为，施加的掌控越多，人们就会越顺从。但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与此对立的观点也是成立的，虽然这可能有悖于你的直觉：高压政策的制定者是在与参与者为敌。”我们可以肯定一点，很多人都会选择去破坏这些规则，脱离这一群体，就像Uber司机中的一部分人一样，之前他们就属于这种受监管的行业。唐尼还说道：“从这一点来讲，所有规则的益处都消失了，中央集权的机构（平台）无法看到最佳实践方案，更不用提推广了。这种情况在科技界被称为‘影子IT’，在经济学界被称为‘黑市’。更糟的是，这些限制条件束缚了具有创造力、创新性和灵活性的解决方案的出现。”图7-1对于我们思考第6章中谈到的平台结构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结构对于获取利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若没有结构，平台也就不复存在，更无法将事物组织起来。即便如此，结构越复杂（越具有约束性），人们就越对其不感兴趣。每个设计表格、测量平台参与度的人都知道：每添加一个板块就会让越来越多的人退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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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我所讲的管理办法与当今现实并不匹配，这是由于新技术的出现使我们之前设定的管理办法过时了。或许那些管理办法曾经有效，不过现在已经过时了。政府的法律法规都是建立在数十年来对企业老板和员工之间关系的主导框架基础之上的。保险法、住房和分区法规、劳动安全法以及所有的税收代码都是顺应时代要求而生，基于一些如今已不再明显的差别之上。当我们的经济体中充斥着很多产生噪音和污染的小规模产业时，我们就会制定相关法律将这些经济活动与居民区隔离开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选择就业时不再局限于当地的小企业，而是越来越多地转向散布在各地的规模庞大的办公楼、工厂和零售商，我们也就没必要去保护那些独立的小就业群体了，更多的是保护如今迷失在日益扩张的跨国公司之中的员工的合法权益。但现在看来，规模相对较小且分散各地的企业的生产效率更高。我们已进入到一个分不清何为集体、何为私人的时代。科技为我们开启了一个通过平台来共享资产、时间和技能的全新世界。在政府和法规缓慢发展的同时，由平台孕育的创新却正在飞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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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因不了解而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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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平台成立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不断使其更易试验、试错和进化。这也是我们钟爱、重视、鼓励它们跟上当今变化步伐的原因之一。企业家们利用互联网、WiFi、智能手机、GPS、全球地图、电子支付系统、苹果公司应用商店的广阔市场及其迅捷性，为我们的生活创造出诸如Uber、Lyft、Sidecar和Hailo等一系列优秀应用软件。作为一名企业家，我认为在新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前，有些规则还是不要采用为好。正如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在《杂食者的困境》（The Omnivore’s Dilemma）一书中所指出的，那些针对工厂化农场的规章制度阻碍了小农场主的屠宰生意。美国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局就有为其检查员准备独立浴室的规定。他还指出，邻近度和规模改变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从小规模供应商那里买肉的消费者能看到屠宰的地点，认识其他消费者，直接看出是否存在食品安全问题，而这是工厂屠宰厂房所不具备的。小企业家必须对其消费者，甚至是个人负责。而打压这些尚需不断修补才能起步的经济活动，你可能会感到有点儿过分。但一旦这些经济活动产生的负面影响达到一定规模，需要进行管治时，就要对其提高标准。我讲得可能有些宽泛，值得关注的细节其实更多，不过相信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适用于风险控制且更为细致的方法来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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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打车软件的出租车司机群体指出，未经过认证的无牌照汽车和无驾照司机都会令乘客不安。但从更为客观的角度来看，还有另外三个机制正在执行这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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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保护个人的规章制度已经出台，并已开始发挥作用。美国很多州已开始规定每辆车每一两年进行一次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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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平台应客户需求建立了一套自己的质量安全标准。在美国，Uber、Lyft和Sidecar都对其司机进行了驾驶经历的实时检查，其中包括不良驾驶记录（像Zipcar那样）和犯罪背景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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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些平台采用了一套全新的警务机制：对交易双方都留有评分及评论区。每次乘车之后，乘客都会对司机（司机也会对乘客）进行评价，司机资料中的反馈信息会进行实时更新。因司机粗鲁无礼的行为、不良驾驶或是对街道不够熟悉等而使乘客评价不高将会迫使该司机退出这行。这种情况什么时候在出租车行业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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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业监管与服务条款发生冲突时，Airbnb、Lyft和Uber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市政府是否应对Airbnb和房屋所有者进行监管？在Airbnb上出租的卧室是否应与酒店一样配备自动洒水装置？难道没有类似地保护户主家庭的消防规范来保护租客吗？若是在Airbnb上出租的房屋发生了火灾，相较大酒店出现类似状况，其需要承担多大风险，是否会进而引发政府对其加强监管？回到芭芭拉·范舍维克的原理上来，监管人员应当减轻群体的负担以使参与无须许可，也应在平台上推行相应的规章法则。布赖恩·切斯基谈道：“我想要生活的世界，是人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或微型企业家的世界。如果能减少障碍，激励人们去从商，尤其是在今天的经济环境下，这正是共享经济的希望所在。”他还提到，对于监管人员来讲，他有一个请求：“在尚未清楚地了解某一事物之前，请不要扼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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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法律覆盖了乘车安全和居民消防安全，而作为运用UberX、Lyft或Sidecar应用的乘客或车主，你绝对有理由因此感到不快。几个月以来（甚至是一年多的时间里），每次出行的保险都极不完善。我们有一些维护消费者和工作人员最大利益的规章制度，但这些公司都视而不见。我认为这是平台而非群体的问题。行驶的路段长了，很有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我有很多相关经验都未与大家分享。但是，UberX、Lyft和Sidecar这些平台却对其司机作出了错误的解释：他们的个人保险也能覆盖这些付费。这种说法将那些未买保险的司机和乘客置于了最糟糕的境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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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些公司又都抢着从持反对意见的保险公司那里为他们购买全方位的保险。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好的词来形容这些保险公司——“风险规避”，这个词更具讽刺意味。根据我经营Zipcar、GoLoco以及Buzzcar这些提供新型服务公司的经验，保险公司并不倾向于给不熟悉的事物提供保险服务。我花了几个月（有时候是数年）的时间，想尽各种办法说服保险公司为这种新式需求提供一些优惠业务。布赖恩·切斯基说过：“没有一部法律是为微型企业家写的。”我认为，他说这句话时，期望针对公司提供的服务能合理精简相关法律法规。而我看待该问题的角度却有所不同，我觉得我们需要不断加强对微型企业家权利的维护，增强对其的保护。平台为了自身利益误导了那些使用自有车辆运营而无全险的司机，损害了个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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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一样，拥有很多非正式的经济体。随着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美国逐渐步入富裕，对大部分非正式经济体都加强了管控，所以这些经济体的规模现在变得越来越小。美国政府认为，这些非正式经济体不安全、不可靠并且非常繁杂。通过购买公司能够承担的固定资产，如机器、工具、厂房等，生产力得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所以倾向于选择这种生产力确实是有道理的。那些拥有大量非正式经济体的贫穷国家在主要经济区也是这样做的，保护城市和主流经济免受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并将非正式经济体推向边缘和贫民窟。人人共享结构将转变传统经济逻辑，反驳传统经济对社会发展有益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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