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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国家似乎找到了一种方法来平衡企业和员工间的关系，使二者能更为灵活。《福布斯》杂志基于11项不同因素对146个国家进行排名以形成“最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国家”名单已有9年。丹麦曾连续4次排在第一位（2008年、2009年、2010年、2014年）。据穆迪分析公司专门研究丹麦经济状况的经济学家约翰·韦斯（John Weis）所说，丹麦之所以有利于发展商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长期的“灵活保障”政策，这是由欧盟委员会支持的一种多管齐下的政策。“灵活保障”政策是利用终身学习策略和充分的社会福利将灵活可靠的合同安排结合在一起，以满足劳资双方的需要。“这个模型以鼓励员工在最适合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工作的方式来提高经济效率，”韦斯说，“它使雇主能够快速改变策略并在工作场所重新分配资源。”一直以来，丹麦一直属于最有效率的经济体系。诚然，它拥有最高税收去支付这些福利并承诺对员工进行再培训，但在联合国于2013年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它也被列为“最幸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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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也在其他北欧国家实行过）适合在一个劳动力具有充分灵活性的国家实行吗？让我们回想一下罗克珊曾说过的话：“超高效率、自动化、财富转移和收入不平等将同时出现。”这一直是阻力最小的改革途径，我们看到税收和就业政策事实上可以同时提供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且使收入更为公平。不过，这些政策在失业率不断上升的环境中起作用吗？最近，我与一家电信公司的CEO进行过交谈，这家公司一直标榜依靠技术进步将大大降低公司成本，提高了客户服务质量，但达到这样的目标却是以裁员4万名为代价的。由于速度超出人们预期的自动驾驶的汽车出现，未来司机这种职业也将消失，这会对孟买和拉各斯（Lagos）等大城市造成毁灭性打击，在这些城市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以驾驶谋生。没掌握什么技能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很可能难以找到新工作。即使乐观地预测新技术将开辟新的经济领域，我们也都知道这个艰难的事实：在某些特定的地域，一个职位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另一个职位的增加。这样的未来已清晰可见，不过现在还有机会创造一个与此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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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有效率的经济体也是一个产生更少工作岗位和更少工作保障的经济体。鉴于平台和群体相结合的结构可能会导致一个像工厂这样进行大规模生产的机构发生巨大变化，我们需要建立新的社会机制去传播新式平台经济产生的收益，甚至可以通过灵活保障原则将基本收入分配给每个人。如果没有这样的保障，将产生很严重的后果，甚至会扰乱整个社会秩序。许多国家正在认真考虑国家基本收入计划，甚至是极度保守的国家，如瑞士在2015年会延续2012年的国民主权行动商讨全民公投计划。一个具有最大流动性的高效经济体能充分地利用我们的社会、物质和技术发展的各种可能性，通过借助有效的安全网络使得我们沿着正确道路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人们的工作越来越不稳定，他们可以随时到世界的另一头工作，而基本收入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长期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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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样才能支付这些福利呢？我们知道，当雇主外包劳动力时，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他们也能避免支付医疗保险、职工补贴、伤残保险和退休金福利（还记得上一章提到的联邦快递的案例吗？该公司声称，加利福尼亚州的送货司机都是独立承包商）。但所有这些服务仍需有人支付，而成本就会简单地转移给政府。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呼吁，形成一种全球性的财富税，从而使公司不可能通过改变司法管辖区来避税。确实，这似乎是一个激进的建议，但由于跨国公司和离岸利润的存在，跨国税收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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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较好的税收模式可能包括附加值税和奢侈品税，或者碳税。你消耗得越多，需要支付的也就越多。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逃避全球的碳税都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在开采碳而不是在使用碳时收税。用全球碳税的收入来保护环境和对环境再投资，并上缴国家基本收入，可以弥补我们对环境所犯下的过错。这将会建立适当的激励制度使全球经济迅速低碳化，同时给予普通人以经济自由，支持他们在这个新世界中真正提高生产率。还会有比这更好的税收模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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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要探讨的是更具革命性的理念：人人共享如何将权力民主化。正如Facebook前任副总裁科里·昂德莱奇卡向我提出的问题：“在一个个人拥有无上权力的世界里，企业和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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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重构未来商业新模式 [:170425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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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重构未来商业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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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重构未来商业新模式 [:170425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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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重构未来商业新模式 09 权利与价值留在谁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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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融资的三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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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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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ckstarter，众筹赋予小创业者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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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tHub，通过开放产能创造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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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思考，都是建立在支持美国资本主义和民主背景下的。我父亲是一位美国外交官、一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授予紫心勋章的退役老兵、一位名副其实的爱国主义者。他曾告诉我，在日落举行降旗仪式时，绝不能让国旗触地，并且必须要把国旗折叠放好，在一个规整的三角形盒子里保管。我们在吵闹、贫穷的城市街区生活，在宁静、绿色、富足的美国度假区度假，这使我能够切身体会到这两者间明显的区别。我选择商学院，目的是希望能将商业原则运用到美国大型国际公共医疗项目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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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企业家，我发现这些早期经历使自己的疑惑日益增加。我能在非洲或中东地区创办Zipcar吗？经济基础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一些公司能够找到更多机会，而有些公司却抓不住机遇？我小时候幻想的理想资本主义与我如今所理解的相差甚远。美国资本主义已从创造中产阶级的工业化道路转变为最丑陋却也保留最精华部分的形式，前期取得的进步被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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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经济转回至生产力以更可持续的方式来进行分配，这一点很重要。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阐释道，2010年，10%的美国人拥有70%的财富，这是一个极不均衡的财富分配趋势，犹如1910年的欧洲君主制社会。如今，在一些财富分配均衡的国家里（通过基尼系数衡量，挪威、丹麦和匈牙利的国内财富分配较均衡），前10%的富人拥有50%的财富，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度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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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秋，在《后凯恩斯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上，巴德学院的经济学家帕维琳娜·特切涅瓦（Pavlina R.Tcherneva）更新了皮凯蒂自2012年以来的数据，还观察了哪个群体从经济扩张中获取利益。在1949—1953年后战争时代的扩张中，10%的美国人获得了20%的经济成果，在2009—2012年这个最近的扩张时期，10%的美国人拥有了116%的财富，这意味着位于底部的90%的人财富下降了16%。更让人惊讶的是，同样在这个时期，1%的美国人获得95%的人经济收入。因此，我们能够得出结论：2008年的经济危机导致的损失被社会化了（美国的纳税人提供了3万亿美元的经济支持），但是收入却被私人化了，并被分配给了那1%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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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能够跟上生产力发展的步伐，那么平均来看，收入应该翻倍。从1945年至今，生产力其实或多或少都在持续增长，但是人们的收入从大约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却基本保持不变（见图9-1）。出于某些原因，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变得更穷，生产力提高的成果没有被平衡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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