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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经济转回至生产力以更可持续的方式来进行分配，这一点很重要。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阐释道，2010年，10%的美国人拥有70%的财富，这是一个极不均衡的财富分配趋势，犹如1910年的欧洲君主制社会。如今，在一些财富分配均衡的国家里（通过基尼系数衡量，挪威、丹麦和匈牙利的国内财富分配较均衡），前10%的富人拥有50%的财富，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度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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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秋，在《后凯恩斯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上，巴德学院的经济学家帕维琳娜·特切涅瓦（Pavlina R.Tcherneva）更新了皮凯蒂自2012年以来的数据，还观察了哪个群体从经济扩张中获取利益。在1949—1953年后战争时代的扩张中，10%的美国人获得了20%的经济成果，在2009—2012年这个最近的扩张时期，10%的美国人拥有了116%的财富，这意味着位于底部的90%的人财富下降了16%。更让人惊讶的是，同样在这个时期，1%的美国人获得95%的人经济收入。因此，我们能够得出结论：2008年的经济危机导致的损失被社会化了（美国的纳税人提供了3万亿美元的经济支持），但是收入却被私人化了，并被分配给了那1%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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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能够跟上生产力发展的步伐，那么平均来看，收入应该翻倍。从1945年至今，生产力其实或多或少都在持续增长，但是人们的收入从大约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却基本保持不变（见图9-1）。出于某些原因，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变得更穷，生产力提高的成果没有被平衡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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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自1948年起，累积百分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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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同第5章一样，都包含一个猜想：我们即将看到世界经济转变成群体（参与者）和平台（组织结构）合作的形式。人人共享将会带来不可思议的生产力和效率。如果资本主义破产，生产力分配不均衡，那么我们之中99%的人将会面临极不如意的前景。这并不是人人共享转型的样本，我们必须寻找一个更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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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检验人人共享筹集资金的选择，仔细研究这类合作形式是如何绕过政府和风险资金，将权利和价值留在群体手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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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拥有金钱，谁就拥有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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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担任Zipcar的CEO时，一名顾问曾经问我：“蔡斯，你听说过黄金规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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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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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谁拥有黄金，谁拥有控制权’。”他说道。这句话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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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总是很重要的。作为Zipcar的CEO，我在投资人纯粹的资本家本能和由我创造的价值驱动的公司之间徘徊。但是，只有获得大量投资，Zipcar才能达到目标。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复杂的技术平台，这耗资不小，需要百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和无数的投资者。技术是Zipcar的基础，但这并不是我一人所能达到的，这需要拉我的朋友，或者用公司的现金流来提供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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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又失望又好笑的是，平台拥有者（建立者和投资者）不想让那些为平台付出努力的群体受益。建立一个坚固强大的平台是个体合作的先决条件。Zipcar最终需要募集6700万美元才能避免破产。BlaBlaCar已用去1300万，即便募集到最后的1.25亿美元，也不会扭亏为盈，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这个状态也将持续。数以百万的司机通过与乘客共同分担花费来减少旅行成本，相比其他方式而言，这会便宜很多。Airbnb的财政没有公共化，但是很可能当该公司募集到1.2亿美元开始B轮融资时，它也没有达到持平点。有些人声称，Airbnb的股东因为那些辛苦工作的房东而变得日益富有，但他们却没想过建立一个成功平台的成本可能是几千万或上亿美元。他们也没考虑到，当这些投资者连续多年都只收获到零回报时，第一批Airbnb的房东在每次交易中都能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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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平台达到持平点之前，也许已进行了上百次、上千次甚至上万次的交易。要记住，在美国政府将GPS公之于众之前，美国军队已经为GPS投资了几十亿美金。简·库姆（Jan Koum）是我所知道的卓有成效的平台建设者、WhatsApp的创始人和执行总裁。2004年1月，WhatsApp被Facebook收购前，他和50个职员一起承担着每天4.5亿名用户500亿条信息的信息量，2013年时亏损了1000万美元，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平台创建者得到的比当初他们投入的股份价值要多，他们也在关系网络中获益，尽管这完全是由群体创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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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构建平台需要进行融资。大多数平台都失败了。为了承担这样的风险，在制造出产品或者提供服务之前提供资金的投资人会要求享有大份额的所有权。任何一项投资都有风险，低风险低回报，高风险高回报。当然，关于创办者和投资者是否应获得同等补偿或者是否按承担风险的比例得到回报，又或者对其征税是否合理等有很多争论，但是原则是合理的。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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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开始构建一个平台时，你不知道今后成功与否，不确定它最终的发展轨道（回忆一下第6章有关控制操作系统内核阶段的内容）。很多公司不可能只凭借一己之力融资，包括以既得收入去发展业务。也有一些时候，外在的竞争动力会迫使一些公司内部发展壮大，他们首先用自己的收入发展壮大，而后引进外来资本去参与竞争。一些平台的创建者和投资者要为公司注入理念的动机是非常好的。但是，超速的发展要求更多的资本，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创建者的权力和灵活性，削弱了动机。最终，为平台提供资金的人将得到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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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群体有动力为平台作奉献时，人人共享框架才会日益蓬勃壮大。从长远来看，如果一个平台不给群体足够的回报，重视他们的付出，为他们的创新潜质投资，那么这个平台将走向失败。诚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投资者感兴趣的是尽可能地从投资中获益，根据季度分红来对公司股票竞价，而不会对公司的长远发展感兴趣。重申一下本章节的核心问题：在为平台筹集资金去实现大规模投资时，如何保证个体能拥有权力，且群体能分享到合作中产生的重要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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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融资、私人投资与众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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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义来说，为构建平台而进行的融资有三种方式：公共融资、私人投资和众筹。从长远来看，对于权力和价值如何在参与的个体间进行分配，每个选择都有不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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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1，通过公共融资来为构建平台筹集资金。最基础的平台（公共产品）一直都由政府以民众缴纳的税金来提供资金，而后使每个人都能免费享有。我们所有的基本用品——公路、水和电等都是有效参与的平台。政府提供平台，我们（无论是作为企业家还是消费者）开始使用车、水槽以及各式各样的可充电设备。显而易见，互联网、万维网、GPS、美国政府数据开放门户网站和Wifi都是公共产品。通过政府融资都是有一些附加条款的。在美国的很多州，政府对高速路的融资需要各州规定安全带的使用或特定的时速限制。有时这些政府规定是合理的，而有时只是规定了一些不必要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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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我看到温特·瑟夫（Vint Cerf）（互联网创始人之一）和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万维网创始人）时，都会被他们的谦卑态度和人生选择所震撼。他们并没有绞尽脑汁地想从政府资助的研究基金中获取利益，尽管这些研究基金确实能促进他们的创新；相反，他们一直努力去保证这些公共产品能被大众所享用，提倡这些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要开放、免费和中立。对于他们的行为，再多言语也无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有时候，想到这些产品私有化的后果，我就会不寒而栗。（尽管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规定已将我们愈加推近一个现实：2014年，85%的美国人只有一两个可“选择”的宽带服务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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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2，私人领域能够为构建平台融资。纯粹无政府管制的资本主义倡导者会积极地构建平台，他们想要建立使股东权益最大化的平台，而金钱是唯一的因素。如果平台的创立能取悦传统私人领域投资者，尤其是那些寻求短期利益之人，那么那些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的平台（即外部性），例如社会福利和环境破坏一类的平台将不被计算在内。那样一来，如今存在的权力和收入不平等很可能会持续下去，而人人共享的创新潜力将会枯竭。即使这些平台能盈利，也不会长久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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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仁慈的独裁者”作为专注底线型CEO的代名词，谷歌和Face-book便会立刻映入我的脑海。它们的创建者能够保留大部分控制权，并给其他人很大的自主权，远远超过一个股东所拥有的权力。能够坚守三重底线（员工、环境和利润）的CEO绝对是好CEO，只不过他们最终不得不离开。谷歌的座右铭是“不作恶”，这几乎和拉里·佩奇想表达的意思一样。然而，即使是仁慈的独裁者也是独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