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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零售品牌比如瑞典的H＆M和西班牙的ZARA隔几个星期就会发布新一批设计，而不是每季度发布一次。因此需要更换不同姿势的新模特来展示新设计，布置店内陈设。这些公司也不想把用过的模特丢进垃圾填埋场。于是，Almax赢得了市场份额，因为它能比竞争对手更快地将产品交付给门店，还能回收旧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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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行动项目：为了应对高涨的人工成本并符合客户对环境友好的需求，制造企业需要提高工人的效率，建造零排污的生产线。中国不会在短时间内失去制造业的领先地位，因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到位。但是中国制造的本质将会趋向更高价值。依赖劳动力的轻工业必须迁移到别的国家，例如柬埔寨、泰国和斯里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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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中国的终结：创造力、创新力与个人主义在亚洲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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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车去史雷博士位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办公室，途中迷了路。一年前才买的卫星定位导航地图已经过时——我开过的许多道路，路过的许多建筑在过去的12个月里消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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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微信给史博士，说我迷路了。他答复说他会下楼到他办公室附近的一家酒店停车场来接我。我终于找到了酒店停车场。下车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史博士比我预想的要高大多了——大约一米八五，而中国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不到一米七。他用大衣紧紧裹住自己，此刻大雨如注，雨滴夹杂着空气中的污染颗粒，变成泥点子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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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博士是锐意公司中国运营的主管和抗体研究的主任。锐意这家生物科技初创企业是由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雷蒙德·史蒂文斯教授在圣地亚哥成立的。我约史博士见面是想听听他对于中国生物科技产业创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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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互联网行业一样，对于生物技术和医疗保健行业来说，知识产权侵权仍然是个问题。新闻标题上经常有警方截获仿冒卫生用品或者假药，比如仿冒伟哥和避孕套的信息。2014年2月，法国勒阿弗尔港口海关宣布截获了10吨仿冒的阿司匹林、治疗阳痿的药片和止泻药。这些货物被塞在两个海运集装箱里，以中国茶叶的名义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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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史博士，是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和仿冒阻碍了生物科技产业的创新，还是严苛的监管阻碍了创新？毕竟科研成果要经过多年研究才能转化为市场化的商品，所以我想知道，如果仿冒者能直接盗用这些技术，如果国有企业能够排挤私企，那么花这么多金钱和时间投入研发是否值得。我以为知识产权问题肯定是生物科技发展壮大的巨大障碍——毕竟，大多数跨国公司都因为害怕侵权，把最先进的技术生产线设在中国之外。我们还没有聊几分钟，史博士就打消了我之前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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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博士的故事从1990年开始。24年前，他还是一个身材瘦长，21岁的本科生，就读于上海知名的复旦大学。大家都认为被复旦录取的学生意味着以后工作就有了保障，毕业后要么进入国企工作，要么进政府部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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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复旦有优势也有保障，但是史雷决定中途辍学，以追求更好的教育机会。现在这个国家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肥胖率高达12%。但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个未知数。当时中国超过50%的人口还生活在联合国定义的绝对贫困线以下，对大多数人来说吃肉还是难得一次的奢侈，洗个热水澡也一样。许多顶尖人才为了拥有更好的生活而离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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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雷后来在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拿到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他还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理学硕士学位和技术管理硕士学位。毕业之后史雷受聘于美国顶尖的研究机构，在哈佛医学院马萨诸塞总医院全球最大的生物医药研究项目，做免疫学动物建模和传染病研究，之后离开学院加入企业，在强生公司研究支架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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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博士的妻子是北京人，在化工业巨头杜邦公司有一份快速上升的事业。两人组建家庭，在美国生活了20年，实现了美国梦：买了大房子，添丁加口，事业有成。尽管有了如此成就，史博士和妻子却开始按捺不住，想要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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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锐意找到了回国的机会。这家初创公司获得了六家风险投资公司的支持，5AM Ventures， Versant Ventures， Apposite Capital，葛兰素史克旗下的风投SR One， Arvis SA， 以及默克雪兰诺风投。锐意于2014年3月B轮投资中募得1500万美元。锐意在单克隆抗体和生物化学领域进行开创性的研究，包括生物疗法用途的以G蛋白偶联受体为靶向的单克隆抗体。史博士组建了中国团队，研发针对例如癌症这类难以治愈疾病的可注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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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博士指着他办公室旁空荡荡的办公室。他的邻居也是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发展太快，刚刚搬往隔壁一条街的另一幢高层办公楼。锐意也在招聘人手，扩增办公面积。史博士盯着空荡荡的办公室，好像在想什么时候他也得搬去自己的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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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史博士，中国的研究环境如何，中国研究员的整体创新能力如何。“整体说来中国的创新不如美国的好，”他承认，“但是肯定一天比一天好，无论是学术科研还是投入生产。中国在创新和技术两方面都追赶得很快，比如生物科技行业最热门的领域抗体偶联药物（ADC），中国公司的ADC正在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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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博士说话的时候，整个人都散发出积极乐观的光彩。他精力充沛、乐观，相信万事皆有可能，这是一个无坚不摧的创业者所拥有的精神。作为一名生物科技领域的中国研究者，史博士具有如此乐观的展望，令我感到意外。我原以为他会比较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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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们不认为中国是个科学创新大国。彭博社专栏作家威廉·皮赛克这样的评论家断言，中国政府监管过于严苛且中国的互联网还不够活跃，两者阻碍了中国的发展。维韦克·瓦德瓦是奇点大学学术与创新部的副主席，他在2013年11月写给领英的一篇影响者文章里断言，中国“政府的作为阻碍了创新，而不是扶植了创新”。目前锐意的研究能力之强看起来证明了皮赛克和瓦德瓦的论断不实。我想知道史博士是否同意他们的假设，认为是政府阻挡了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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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政府不是拖累生物科技创新的问题所在，”他说。事实上，他进一步解释，政府在这个行业“积极推动创新，包括对发放研究经费并允许企业使用相关仪器设备给予了财政支持和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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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椅子上靠了一会儿，然后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也让私营企业与学术团体建立合作意向，这敞开了所有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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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研究受到最强有力部门的支持。举个例子，史博士指出，新成立的上海科技大学由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主持。这所大学的愿景是成为中国的加州理工学院。各种资源不断投入这所大学，为它的研究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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