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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行业和食品行业一样，消费者趋向于尝试新的体验，学习新的知识，偏向于原汁原味。消费者期待更为细分的品牌，以前占主导地位的品牌将会面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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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08年三聚氰胺乳品丑闻爆发之后，中国国内的食品公司开始带头销售顶级食品。他们了解到消费者会在更高的价格与更安全的品质之间划等号，于是在高端市场比外国竞争品牌更快地推出新品牌和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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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蒙牛乳业公司和光明食品开始出售包装内含有小袋蜂蜜的酸奶，价格比西方品牌，比如达能高出30%到50%。这些国产品牌为这些产品冠以东欧风格的品牌名，或是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的国家进口产品，并将这些产品定位得更高端。例如2009年光明推出的莫斯利安酸奶，这个品牌在包装和广告宣传上利用了保加利亚的形象和民间传说。2014年，光明以接近10亿美元的价格从私募公司Apax Partners手中购买了以色列乳业行家Tnuva 56%的股权，将其更先进的技术引入光明的供应链中，特别是将光明的奶酪产品推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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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食品巨头，比如亿滋国际（就是更名以前的卡夫）和雀巢在意识到消费习惯的转变这一块已经慢了一步。他们还在提供比消费者想要的价格更低、包装没那么结实的产品——结果是在食品领域，消费者对一些国有企业的信任超过了跨国公司。亿滋在中国的业绩不佳，使得其2014年2月的季报低于预期。亿滋的董事长和CEO艾琳·罗森菲尔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季报结果“低于我们和我们股东的预期”。同样，2014年我们对哺乳期母亲做的一项调研表示，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商合生元获得的“信赖”分比雀巢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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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端市场，大型跨国企业正在受到进军高端领域的中国品牌和新晋外国品牌的挤压，而在较低端的市场，则受到韩国食品品牌的挤压，比如乐天和好丽友。这些食品巨头陷入了左右不逢源的境地——他们不再是备受信赖的最贵的品牌，也不再是最便宜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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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污染的担忧也对食品消费习惯造成了巨大影响。因为对污染的影响感到担忧，人们尽量吃得更健康，希望能以此抵消污染造成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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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卢卡蜂蜜、蓝莓、猕猴桃这类全天然超级食品的销量骤增突破极限，这也解释了新西兰元为什么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坚挺。因为害怕生病，人们尽可能多吃抗氧化的和营养丰富的食品。为了提高免疫力，许多人更喜欢通过天然食物摄取，而不是吃降血脂的立普妥这样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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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销的超级食物往往也是价格更高昂的产品（麦卢卡蜂蜜一小罐要卖到250美元），因此消费者们担心买到假的或添加了人工甜味剂的国产蜂蜜，他们更喜欢从有信誉的销售渠道购买进口货。有机食品也卖得很好——因为缺乏对农民的信任或是因为土壤污染，消费者往往不相信这些产品真的有机，但他们觉得如果有机食品的生产者对供应链的管理更好一些，有机的几率会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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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更多农业贸易领域的机会，我和埃里克·崔切伯格讨论了这个话题，他可以说是一位前美国农业大使，在美国农业部海外局工作了15年，现在负责管理经营咨询公司McLarty Associates的农业部门。约翰·尼葛洛庞帝介绍我认识了崔切伯格，他是乔治·W·布什任总统期间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也是前美国驻伊拉克大使，现在是McLarty的副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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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切伯格具有外交官的亲和力——面带微笑平易近人——穿着职业，但并不是那种刻意显示身份的浮夸套装。我问他认为哪些国家和产业会从食品行业的转变中获益良多。他说：“对新奇奢侈的食品与日俱增的兴趣，在零售渠道提高了进口量，也加速了食品加工行业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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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趋势尤其令进口乳制品获益，但也“总的来说对进口食品形成了一个积极的光晕效应”，他接着说。崔切伯格发现，未来巨大的商机在于“木本坚果和水果干（西梅，葡萄干），新鲜水果（车厘子，苹果），海鲜，禽肉”。这些都是超级食物，消费者蜂拥而至赶去购买，以便在面临如此严重的污染和巨大的生活压力时能过得更健康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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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切伯格在葡萄酒行业看到的趋势与圣皮尔的华金生和萨尔蒙的桑切斯发现的类似——人们愿意为新奇和不一样的体验买单。那些能提供中国不能自给自足的产品的国家，以及消费者愿意为该国商品的安全性付更多钱的国家，将会有不错的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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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肉类和乳制品存在大量的商机。“巴西在禽肉产业方面是个很强大的竞争对手，”崔切伯格对我指出，还有其他一些来自欧盟、泰国、加拿大、智利和南非的产品也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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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西方食品供应商来说也存在着风险。政治局势紧张会造成消费者和进口商寻求其他产区的产品，就像政府间争端后挪威三文鱼和菲律宾水果的情况那样。在中国国内，反对转基因食品的趋势越来越强，而许多西方国家的食品制造过程中却采用了转基因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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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中国的高级官员告诉我：“美国卖给中国转基因食品是另一种殖民主义。我们不能太依赖转基因，中国人吃这种食物不健康。”这位官员的担忧出于两种理由：1.美国公司把不健康的食品种类出售给中国，他们在美国不卖这种让人变得肥胖多病的食物。2.中国的食品供给将过度依赖美国，这种安全风险会让美国在政治和军事局势紧张的时候，威胁中国减少食物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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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担心食品储备过度依赖美国，这种担心也推动了最高领导层的决策。“北京看起来逐渐脱离了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但是在农业产品方面，有许多领域还有很多投资类别并没有开放，”崔切伯格说，他引用中国最近的投资目录，指出对油籽压榨行业的限制越来越紧，而且一直禁止外资投资农业生物技术。禁令和法规正在损害贸易。崔切伯格说：“中国需要接受食品安全不等于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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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中国和其他国家间的摩擦，会不会让政府对更大程度上依赖他国提供食品供给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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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的反腐行动强调勤俭节约，这也在食品服务行业掀起风波。工作餐人均消费上限公布，以及禁止公务员在五星级酒店差旅用餐和住宿的禁令宣布之后，以公务宴请为目标客户的餐厅发现生意锐减。面临销售增速放缓的压力，国内56家五星级酒店于2014年1月要求降低星级，这样政府官员就能再去他们那里用餐和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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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中国的高端餐饮连锁，比如俏江南和全聚德，开始注重为公司办公提供用餐服务。国有企业高管不再到餐厅消费，因为愤怒的公民可以轻易地拍到他们的车，并把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网站。国有企业开始在公司内部建造自助餐厅，并投资建造高管层的专用包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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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白酒制造商茅台和五粮液，以及例如人头马这样的洋酒品牌受到了打击腐败、公款消费KTV和卖淫等行动的冲击。在CMR访问过的官员中，许多人说他们其实觉得如释重负，因为在各种场合下不用喝那么多酒了。官员们往往需要跟级别更高的人干完一杯又一杯，直到喝倒在桌子下面才算到位，这引起了一种美国大学联谊会那样的酗酒之风，甚至造成了不少饮酒致死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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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餐厅不得不重新设计席位，减少官员们喜欢的包房包厢和大圆桌，安排更多的大厅桌位，将大部分席位设置为四到六人的桌位。CMR对全国各地餐厅经理的采访调研结果证实，调整过桌席安排的餐厅比那些还没有调整的餐厅业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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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依赖官员和国企公款吃喝的生意日渐式微，但外出就餐仍然占有普通消费者支出的重要部分。广受欢迎的休闲餐厅连锁，比如大董、翡翠酒家和海底捞火锅仍然生意火爆，即使人均消费往往超过50美元，等位时间仍然超过一个多小时。例如香格里拉和华尔道夫等酒店里，为商旅人士和游客提供餐饮服务的餐厅继续增长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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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消费将长期成为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收入增长，对供应链安全的担忧，寻求原汁原味的体验，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将为众企业创造机会引入新的概念，并增强现有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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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祖，甫田网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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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第一次见到职业工程师梁耀祖，我和他以及许智伟、陈维立一起吃晚饭。陈和许是上海一家私募股权公司锴明投资的联合管理合伙人，他们投资了甫田网（FieldsChina）。曾祥奕管理的高瞻有限公司也是甫田网的一位早期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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