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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苏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所写的：“如果一切都那么简单就好了！如果坏人都藏匿在某地，阴险地做着邪恶的勾当，只需要将他们同其他人隔离开、消灭他们即可，这样该有多好。但善恶的分界线洞穿了每个人的内心。而又有谁会愿意将自己内心的一部分消灭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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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便立誓，长大之后，我绝不会再轻信谎言，但长大不仅仅是时间问题。我上大学的时候，军政府占领了马尔维纳斯群岛，挑起了与英国的战争。其所鼓吹的目的是夺回阿根廷的领土主权，实际目的是转移人们对国内形势的关注。在这场短暂的战争中，国家控制的媒体自始至终不断报道称阿根廷军队占据了上风。每天的晨报都重复着同一条捷报：“胜利在即，胜利在即，胜利在即！”直到一天下午，军队统帅出现在电视上，语气僵硬地汇报：“我们输了。”我早就明白每天的报道都是政治宣传，但我还是震惊不已。那时，我才意识到，保持清醒并不能一蹴而就。保持清醒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时刻警醒与努力。我立誓保持眼界开阔，透过表面现象看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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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作为顾问，我在工作中发现，若不恪守真理，个人和团队都很容易陷入狂热的妄想中。每个人收到的都是抚慰人心的信息，而领导人则鼓吹“正面思考”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这样一来，看似“胜利在即”，但到最后一刻，真相大白，项目告吹，部门被抛售，公司濒临破产，“我们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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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教授，所以大学毕业后，我离开阿根廷，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我选择了博弈论作为我的专业方向，我想逃离我在阿根廷见识过的人类种种疯狂行为，我想同理性主体打交道，了解他们如何做出理性决策。我原本在学业上做得不错，但后来却做出了一个自毁前程的决定——我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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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我结婚了，而在于我做出结婚决定的方式。我还记得我在电话里告诉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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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我要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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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疯了吗？”他质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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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回答道，“疯了才会结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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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算一下，风险/收益比率完全不划算。婚姻所关乎的并非冷酷无情的算计，而是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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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我无法继续信奉我所学的理论。对我来说，完全理性的假设失去了意义。我此时才明白，人类不仅是会算计的理性存在，也是追求意义的感性–灵性存在。我研究了7年的决策论，但一恋爱便全抛诸脑后。如果连我自己在决定人生大事的时候都没有运用理性，我怎么能假设其他人会运用理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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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学习经济学的同时，我开始研究哲学。伯克利拥有最一流的哲学院，我见到了很优秀的老师，他们让我了解了语言哲学、心灵哲学、形而上学、伦理学、存在主义和诠释学。荒谬的是，我发现这些学派的实用性要远远大于我的数学模型。我了解了我们如何组织自己的感知、建立世界观并依此行事。我研究语言，明白了交流如何让“我”与“你”结合，形成“我们”。最重要的是，我明白了幸福和满足感并非来自享乐，而是来自意义，来自对崇高目标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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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超然存在的深切渴望让我接触了灵修。我接受的是传统的犹太人培养方式，所以曾经认为宗教只关乎信仰和民俗，而与意义无关。但读过伟大哲学家的著作，我发现灵修远远不只是信仰一个超自然存在和宗教仪式而已。我迷上了东方传统思想，尤其是禅宗佛教和吠檀多不二论哲学[1]。我开始做冥想，这发展成了我至今仍在坚持的可贵习惯。冥想令我得以在最艰难的时刻保持理智，也曾令我失去理智，挑战着我对自身和生活总体所怀有的最珍视的信念。我和许多优秀的老师共事过，他们帮助我发现了“通往无门关的无道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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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发现了崇尚个人蜕变的风潮。加州当时仍然到处都是承诺一周启蒙的讲习班。这样的条件，我无法错过，所以我多数都参加过。在新时代的心理呓语[2]中，我寻找到了金子般宝贵的真相。我认为自己保留了精华，丢弃了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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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我在麻省理工学院供职，教管理会计学。我如入天堂，然后又坠落凡间。我毕生都在攀爬俗话所说的事业阶梯，但当我到达了学术生涯的顶峰，我却发现梯子所倚靠的墙是错的。我所感兴趣的是教人们如何成事，而不是为别人做成的事报账。领导力开发成了我的爱好，但这项爱好对于大学教授来说却并不合适。领导力关乎本性，而不只是知识；关乎情感，而不只是认知；关乎精神，而不只是物质。我无法在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中教授伟大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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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留也不是，去也不是。断绝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关系，会令我恐惧至极。丢掉工作就像丢失自己的身份一样。要是没了教书的职位，我还能剩下什么呢？一旦被剥夺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职务，弗雷德·考夫曼身上是否还能留下任何东西？这种感受体现在我名片的实际内容与我本人看到名片的主观感受之间所存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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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的名片实际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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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对名片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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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我的身份认同有很大一部分建立在工作的基础上。我发现自己对自身知之甚少，却不遗余力地想通过成就来证明自我价值。我还发现，并非只有我是这样的人。我在讨论会上分享这个故事时，多数经理都承认自己也有同样的担忧。丢掉工作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打击，也是对身份认同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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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诚惶诚恐地离开了麻省理工学院。我丢掉了自己的教授职位，却找回了自我。我重新将重心放在了精神–心灵的探索上。此后10年里，我踏上了自我发现和自我完善之路。但同时，连这样的追求也放弃了。我醒悟到，我真正的身份超越了我的职业状况与成败——包括心灵启蒙的成功。我就是我，如是而已。我并不完美，以我自己独特的方式体现着人无完人为至善的道理。一切都不外乎如此。那么该何去何从呢？从梦中清醒过来。看清每一个虚假身份的真相——对唯一身份的伪装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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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创办了后被称为Axialent的公司，一家致力于帮助领袖发现自身真正的伟大之处并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咨询公司。我同世界各地的领袖合作，通过培养合作关系和体面的人类行为，来获得非凡的成就。这是一段伟大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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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美国、欧洲和南美洲各大企业的领袖合作了15年的时间，本书正是这15年的成果。我和我在Axialent的同事同各行各业的各个管理层合作，从一线主管到高级主管无一例外。这些材料在现实世界中由微软、雅虎、电子数据系统公司、思科、谷歌、通用汽车、克莱斯勒、壳牌、花旗银行、联合利华等众多企业的数千名领袖改进和测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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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领袖明白，成功所需的不仅仅是技术能力，还需要人格的成长。他们领悟了用智慧和同情心管理企业的善巧法门，同时也帮助Axialent的所有同仁将我们在讨论会上——和我在本书中——展示的材料变得易于掌握、实用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