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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能力是自主权和人格的根源——影响自身处境的自主权与遵循自己价值观行事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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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为什么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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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讨论会上，我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我拿起一支笔，松开手让笔掉在地上。然后我问组员：“笔为什么掉了？”“重力”往往是首先听到的答案。有时人们会指出，是我失手掉的。两个答案都没错。重力和我的失手都是导致笔掉了的原因。多数问题也都涉及多种因素，但我们分析问题的时候，却不会考虑所有原因。通常，我们只看一个原因。我们所寻找的是一个简单的解释。问题是，哪个原因最有用？为了评估其用处，我们需要分析我们的目的。我们想通过自己的解释达到什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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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防止笔以后再掉，指出笔掉是“因为重力”对你毫无用处。只要重力存在，笔就会掉，而根据你的解释，你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如果你想辩解笔掉了“并不是你的错”，重力是绝佳的解释。（或许正因为如此，我的孩子看过我用笔做这个实验，会辩解说食物掉在地板上是“因为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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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你说是你失手掉了笔，那么你就可以采取行动加以避免。这样一来，你在事件中便有了作用，也可以主动追求自己的目标。如果你不希望笔掉，那就拿稳一些。“重力”将因果关系定位在不可控的范畴内；“我失手弄掉了”让我有了控制权。当然，多数情况都更加复杂，但是这个例子展示了剥夺自主权的解释与掌握自主权的解释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别。这一点区分了受害者与参与者的不同解释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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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与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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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只关注他无法影响的因素。他将自己视为受外部环境影响的人。受害者通过自称无辜来维护自己的自尊。他的解释从来都不包含他本人，因为他与问题的形成毫无关系。他从不承认自己对于现状的形成起过任何作用。一出事，受害者便会推卸责任，他会将矛头指向别人。对他来说，问题永远出在别人的所作所为上。自我安慰的解释能安抚他的情绪，令他在面对失败的现实时，能维持住自己无可指责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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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身为受害者的信息系统管理员收到顾客投诉时，会下意识地将问题怪罪于程序员。程序员或许确实有错，但他的解释却故意没有谈到他本应该监督程序员工作这一点。身为受害者的客户经理在失去客户时，会立即声称是因为货运部门没有准时送货。这或许也属实，却忽视了他可能没有问货运部门是否能如期送货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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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关注自己可以影响的因素，她将自己视为可以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的人，她将自己的自尊建立在尽力而为的基础上。她的解释侧重于她本人，因为她明白她对问题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一出事，参与者会力图了解自己可以采取什么补救措施。她选择掌握自主权的解释，选择令她握有掌控权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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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信息系统管理员是参与者，他会认识到他对不良结果的形成起到了一定作用，即他的监管失职导致了客户的投诉。如果客户经理是参与者，他会选择侧重于自己对问题形成所起到的作用，即他对承诺未加核实导致送货延迟，进而导致公司损失了这名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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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知道如何脱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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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看起来清白无辜，”他会想，“你就不能让别人以为你是问题的一部分。你必须怪罪于你无法控制的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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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知道如何获取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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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参与问题的解决，”她会想，“你必须将自己视为问题的一部分。除非你能认识到你对不利环境形成所起到的作用，否则你便无法扭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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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参与者来说，世界充满了挑战，而她作为“勇士”拥有面对挑战的自主权——一如本章引语中的唐望名言。参与者不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她明白总有外部因素是她无法控制的，对她来说，这些因素既不是福也不是祸，而仅仅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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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在一次讨论会上介绍受害者–参与者二分法的时候，一名怒气冲冲的黑人站起来，声称我的观点一无是处，他的同胞世世代代遭受虐待，而我只是个典型的一无所知的白人。他的悲伤令我感到触动，他的愤怒令我感到有些害怕。我没有插话，听着他讲。讲完之后，他准备离开。我请他留下，听我的回答。令我大为宽慰的是，他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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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他，我无意否认确实有人——其中包括黑人——遭受过严重的不公。我解释说，我是犹太人，在反犹军政府的统治下长大，和世界各地的许多少数族裔一样，也曾每天都感到惶恐不已。我没有遭受过身体上的伤害，但我认识的几个人“失踪”了。他们很有可能遭到了军方死刑队的绑架、拷打和杀害。我告诉那名黑人，我认为他完全有理由感到愤慨，向他保证我和他一样，希望纠正和弥补这些不公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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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讲述了我在阿根廷的那些黑暗岁月里，发现的一个道理。我明白了那些压迫我的人毫不关心我的福利，改善自己境遇的唯一方式，就是负起保护自己的责任，我不再指望那些对我怀有恶意的统治者去做出改变。我决定，既然他们无动于衷，我只能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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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那名黑人在微微点头。我告诉他，或许我有点多疑，但在经历过阿根廷的那些岁月后，我不再相信政府官员——或任何对我怀有敌意的人——会不顾自己，优先考虑我的利益。所以我不遗余力地减少我对他人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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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可能言不达意，”我解释道，“但我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请你认识到，比起那些有意歧视你的人来说，你更适合照顾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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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微笑着点了点头。在他回到自己座位上的时候，我补充道：“照顾好自己并不妨碍教训虐待者或将他们赶出我们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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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谢弗牧师是荷兰归正宣道会的一名牧师。他爱讲冷笑话，喜欢取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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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他说，“在这个国家，白人的任务比黑人更艰巨。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白人）必须找到解决之道。但一旦你们黑人出现问题，你们总有借口。你们可以只说一句‘Ingabilung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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