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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我在一个自助餐厅里，看到有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正在把一个盘子扔到空中。随着盘子的上升，我看着它在空中摆动，而我注意到盘子上的雕花随着盘子而转动。对我来说，雕花的转动速度看上去明显要比盘子本身的速度快。我那时也没什么事可做，于是我开始分析这个旋转的盘子，不停地计算着转动的公式。很快，我就意识到，这和我一直以来热衷的问题其实是相同的。而当时为了解决那个难题，我甚至在去洛斯阿拉莫斯的时候中止了一切工作。然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却显得如此简单轻松，就像拔出瓶塞一样：一切都顺理成章地显现了出来。我都几乎要去抗拒它了！我那时在做的事情看上去似乎一点都不重要，不过，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它还是相当重要的。让我获得诺贝尔奖的图解和所有的一切都来自那个转动的盘子上的雕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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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文字出自理论物理学家、数学家弗里曼·戴森，1948年，他在自己影响深远的一篇论文里将互相冲突的理查德·费曼和朱利安·施温格的理论进行了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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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登上了一辆灰狗巴士，三天三夜后到达芝加哥。这一次，我没有可以说话的人。颠簸的道路让我无法读书，于是我坐起来，看着窗外，并慢慢地陷入了一种舒适的恍惚状态之中。第三天，当巴士穿过内布拉斯加州时，有些事情突然发生了。两周以来，我从来没有思考过与物理有关的内容；然而，现在它却像一次爆炸一样在我的意识中无处不在。费曼的图像和施温格的方程式开始在我的脑海里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并且它们开始自动排序归类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能够把两者联系起来。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反复地将它们重新整理排列。接着，我就明白应该如何将两者进行适配了。我没有铅笔或是纸，然而一切都清楚地出现在脑海里，我甚至不需要把它写下来，在那天接下来的时间里，我看着太阳落下，在脑海中筹划着到达普林斯顿以后要写到论文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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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内容是传奇设计师米尔顿·格拉瑟于1977年设计出标志性的“我爱纽约（I ♥NY）”标识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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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纽约州商务部上交了我的提案，并通过了审批。每个人都喜欢它。如果换作一般人的话，他们应该会停止继续思考那个项目。然而我却做不到。有些东西总感觉不太对。我没法把这个该死的问题从我的大脑里清理出去。大约在第一版概念通过审核以后，我坐在一辆出租车里，遇上了交通堵塞。我经常在口袋里放备用的纸，于是我拿出纸来，开始绘画。我不停地思考并作画，然后我想到了它。我在自己的脑海里看到了整个设计。我看到了打字机字体和正中间恰到好处的大红心。我意识到，这才是设计应该有的样子。设计是一种强行输出的意义。这个故事听上去似乎很浮夸，但是这正是一个原本模糊的创意变得越来越清晰的过程。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无聊的故事，告诉你这个创意的出处，但是事实上，我并不知道出处是什么。或许我的余光看到了一个大红心？又或许我听到了别人说出这个创意？都不是，在出租车里出现的想法才是那个设计的起源。你必须不停地进行修正，让设计变得更有趣。接着，如果你很顽固地坚持下来，并且还很幸运的话，你会达到自己的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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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作家J·K·罗琳构思出《哈利·波特》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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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我当时的男友和我决定一起搬到曼彻斯特去。在花了整个周末寻找住所之后，我登上了回伦敦的火车，而创作《哈利·波特》的想法就在那列拥挤的火车上诞生了。我从6岁开始就在不断地写作，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一个构想而如此激动过。让我感到十分沮丧的是，我没有带笔，我也不好意思开口找人借一支。现在回想起来，这或许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可以好好地坐着思考4个小时（火车晚点了），所有的细节都在脑海里涌现，而那个骨瘦如柴、戴眼镜的黑发巫师男孩的形象也变得越来越清晰。我想，如果我当时放慢了思考的节奏，转而将已经成型的念头写下来的话，那么说不定有些念头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尽管如此，有时候我还是会想，等到我后来真正动笔的时候，旅途中想出来的内容有多少已经被我忘记了）。那天晚上，我就开始写《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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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春天，我被邀请到3M公司位于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区几公里之外的总部，向不同的听众讲述丰田公司的创新方法，同时学习3M公司的创新方法，并参观场地。3M是世界上最有创意的公司之一，有着75年的历史以及众多的员工和产品。我的赞助方给了我一本关于3M创新历史的书，而且，我回家以后，有两个大箱子在那儿等着我，里面放满了3M产品家族的各种样品：胶带、胶水、清洁剂、纽扣、密封剂以及我可能需要的每种尺寸的便利贴。我至今还没全部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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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部分人一样，我熟知3M公司有名的便利贴产品的故事。亚瑟·弗莱是3M公司负责研发便利贴的工程师，他在1990年的电台采访中回忆起1974年的这次创新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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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在教堂的唱诗班里唱歌。结果，那些被我用作书签的纸张从我的赞美诗集中掉落，这让我感到很不高兴。那次布道其实相当无趣，而我的思绪也在四处游荡。我想起了那位在公司中央研究部门开发过黏合剂的朋友斯宾塞·西尔弗。第二天早上，我回到实验室并制作了书签的样本。接着，我将这些书签中的一个当作便条交给了我的上司，随后，他在上面写下了反馈，并把它卡在以前他常送还给我的文件上。在一次喝咖啡的时，我们想，“啊哈！我们不仅仅有了一个书签，而且还有了一整套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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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研发人员理查德·德鲁无意间将一些黏合剂拍到杜邦玻璃纸上，生产出了如今被我们称为透明胶带的东西。从那以后，3M就一直做着黏合剂生意——亚瑟并没有试图发明他想要发明的东西。他和爱因斯坦以及其他人一样，只是在做自己的白日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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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在休眠时最有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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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灵光一现的瞬间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诞生于奇怪的时间和地点：有轨电车、火车或巴士上，都是在开车的时候。这些灵光一现瞬间出现的时候，当事人都因为长期受到某个特定问题的困扰，而处于一个暂时停工休整的状态。所有的事例中都有场景和时间背景的变化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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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事例中，当事人的思维都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在开小差，或是在做白日梦。事实上，在那些情况下，他们的大脑都处于镇静而放松的状态，这让他们认为，自己在灵光闪现的瞬间什么都没做。当然，这肯定不是事实。2009年的研究成果显示，当我们处于一种镇静的状态，而不是绞尽脑汁打算解决问题时——如锻炼、开车、冥想、徒步远行、洗澡、假寐时——我们的大脑就在完成最出色的工作。当我们没有试图去进行创造性思考时，我们反而变得更有创意。右脑里发生的某种神秘的进程将看上去无关的事情联系在了一起，接着，这些紧密的联系就会突然以“灵光一现”的形态出现，让人弄不清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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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学家们正在摸索心不在焉的状态和创新之间的联系，他们在实验中通对大脑不同的放松状态作研究，并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和脑电图描记法（EEG）追踪大脑的活动，同时记录突然出现的“顿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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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科学头脑》这类刊物上的文章帮助我理清了思路，让我得以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或许会允许人们开发自己的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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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科学记者总结说，亚瑟·弗莱的白日梦成全了他的便利贴创意。无聊的布道为他的白日梦提供了舞台，让弗莱的注意力得以集中到别的地方。弗莱游荡的思绪让他得以将从赞美诗集中掉落出来的纸张和他同事那不太牢固的黏合剂的问题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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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被认为是一种将无关联事物联系起来的思维方式，而那些做白日梦的人们显得比其他人更富有创造力。不过，其中的要点似乎是如何去做白日梦，并且保证你的大脑在思维游离的时候还能保持清醒，在领悟了某种现象时，你也能够立刻意识到它。毕竟，如果你无法在那灵光一现的时刻意识到它，那么白日梦还有什么意义呢？研究者们已经确认的是，仅仅依靠一场内容丰富的白日梦是远远不足以让人产生创意的。只有之前在问题上倾注了足够多的心血，你的思维才会即使在游离的时候也能够做出反应，让你有能力在顿悟的瞬间意识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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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爱因斯坦、罗琳和弗莱们那些天才创意的基本特征。没错，他们都在做白日梦。但是，他们都在那灵光一现的时候把握住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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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不是所有的白日梦都能让人们有创意的。在屋里坐上一整天，做冗长的白日梦不会给你带来任何顿悟的瞬间，除非你在这之前已经将足够多的注意力倾注到某个特定的问题上。让人产生创意的都是专注的白日梦，即有目的的思维游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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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白日梦也是和科学以及艺术紧密相关的。让我们先讲讲科学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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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白日梦的研究并不是新近兴起的。事实上，自从华盛顿大学的神经病学家马库斯·雷克利在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仪研究人们的知觉时发现了奇异现象开始，它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参与者的大脑活动在任务与任务之间休息的时刻显得特别多，这和人们推测的“大脑休息”完全相反。而且，这段时间里，大脑并没有制造毫无价值的噪音；大脑中位于额叶皮质的创造中心正在全力地工作。雷克利这么说道：“当你不使用一块肌肉时，那块肌肉就不会有多少活动。而当你的大脑本应什么都不用做的时候，它却在进行着巨大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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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项发现的数年之后，雷克利证实了，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在心不在焉、什么都不做时会显得这么繁忙：这其实是我们默认的精神状态。换句话来说，游离的思维或许是我们精神架构里的硬件组成部分。在我们做一些不需要太多注意力的事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反而会更活跃：开车、发愣、做白日梦。雷克利的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最终显示，在原先大脑被认为处于休眠状态的时刻里，大脑事实上是最富有创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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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2011年的著作《思考，快与慢》[10]中，他将我们的默认思维状态称为“系统1”。“系统1”是一个快速反应的、无意识的并且依赖直觉的回路。事实上，雷克利也用“默认回路”来给它下过定义。卡内曼说：“系统2”是一个动作缓慢、费劲、有意识并具有分析性的大脑回路。“系统1”用于处理那些不需要太多注意力的任务，而“系统2”负责处理更高级、更复杂的问题。大部分的研究者将卡内曼的“系统2”称为人类大脑的执行网络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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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直到最近，研究者们开始认为，这两个大脑回路的工作状态是建立在其中一个活跃，而另一个不活跃的基础上的；当我们的思维游离时，大脑的默认回路是唯一活跃的部分。但是，认知神经科学家卡琳娜·克里斯托夫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意义深远的研究报告，阐述了和该问题有关的新见解。克里斯托夫博士将装备内置到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仪中，参与研究的人不用动脑筋，只需要重复按一个按钮。换句话来说，她通过令人厌倦的重复行为让人的思维游离，从而激活了大脑的默认回路。随后，她跟踪了参与实验者在任务中的表现和即时的专注程度。默认回路的活跃度和预期的一样高，但是令人惊讶的地方在于，大脑的功能磁共振成像同时也显示出了极高的执行网络活跃度。整个大脑投入地运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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