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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知道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知识，而是关系网络，并且智慧比信息所起的杠杆作用更为巨大。赞美他所获得的成功——他可能已经非常成功——并强调你是与他站在一边的。同时，帮助他注意到，要实现他的目标，他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无论他有多聪明或者多么才华横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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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他在公司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采取透明管理的方式。指导他不要遵循第三阶段的倾向，只告诉别人他们需要知道的事情。相反，鼓励他与别人尽可能多地交流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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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他形成多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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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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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将语言中的“我”用“我们”取代。当人们问及他成功的秘诀时，他会将之归因于他的团队，而不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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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积极地建立多人关系，他的人际关系网会从几十人增加到几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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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工作的时间少了，但是能完成更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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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关于“我没有足够的时间”以及“没人像我这么优秀”的抱怨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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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效率将增加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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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人沟通时尽量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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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与人交流更多的信息，并且交流频率也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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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的力量：从抱怨、推诿、拖延的庸碌之师到充满激情、能量、想象力的非凡团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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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的力量：从抱怨、推诿、拖延的庸碌之师到充满激情、能量、想象力的非凡团队 第7章 顿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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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克松担任总统的时候，鲍勃·托比亚斯身处第三阶段的丛林中，并且甘之如饴。然后一个记者所提出的一个简单的问题引发了他一系列的思考，我们将之称为“顿悟”。在经历这个步骤之后，他成了部落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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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他来到华盛顿的一家法学院，从此再也没有离开。在国税局工作时，他知道了工会是如何运作的，并且这成为他未来30年为之奋斗的领域。他转去国家财政部雇员工会工作，1970年时成为工会总顾问。在身处第三阶段时，最荣耀的时刻便是提起诉讼，反对尼克松冻结联邦政府雇员工资。该诉讼因为“现任总统不能被起诉”的法律条例而被驳回。托比亚斯提出了这个注定被驳回的诉讼，然后著名的尼克松录音带浮出水面。在另一个案件中（与财政部雇员工会合作的），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任何人，即使是现任总统，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因此任何人都可以被起诉。有了这个判决先例，他最终从尼克松案中代表联邦雇员获得价值5.33亿美元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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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高层自作自受。”托比亚斯告诉我们，同时，他的第三阶段之旅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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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托比亚斯看上去非常安静。他个子不高，笑容灿烂，看上去与每个注重细节的律师一样外表整洁。我们与他的见面是在华盛顿，一个闷热的周六，大多数人都身穿T恤和短裤。托比亚斯穿着件运动外套，看上去干净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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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轻声细语、做事体贴的男人，其形象与他的话语并不匹配。“我告诉人们，作为工会律师，要想让别人记住，就得表现出‘狠狠踢他们一脚让他们再也不想看到你’。”他提到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作为“狠角色”的事情，那时候他使用任何一个管理疏漏作为借口，提起不当劳动行为诉讼。到1975年时，他管理13名员工，与每一名都直接对话——建立上一章中所提到的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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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员工规模扩大一倍，增至26人时，托比亚斯遇到了时间障碍——他一天只有24小时，因此他在亚特兰大、旧金山、奥斯丁和华盛顿分别任命了区域督导。出于对这些新的经理人的无奈，他只能继续直接接触每个人。托比亚斯告诉我们：“他们最终直接问我，如果这样的话那任命他们做什么。”他接着说：“我那时候非常痛苦。我不得不放弃一些我所喜欢的东西，与每个人都亲力亲为地接触，但我觉得我别无选择。”与很多处于第三阶段的人一样，托比亚斯试着建立管理层次——让经验教训转换成新的取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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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0年到1983年，托比亚斯在不同城市间飞来飞去，代表一个或多个工会成员发起不当劳动行为诉讼。他通常会赢得诉讼，然后在工会的掌声不绝于耳的情况下离开。1983年，工会主席退休了，托比亚斯当选新的主席。他如今手握重权，运行着联邦政府中最强大的工会之一。在他上任第一天，他接到了一位记者的电话，这个电话他至今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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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记者的问题是：“你已经当选为新的主席，那么你接下来将要做什么呢？”托比亚斯没有头绪。他告诉我们：“我知道我想要别人不做什么——虐待我们的会员——但我自己要做什么呢？这像一记耳光扇在脸上。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托比亚斯的顿悟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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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阶段的顿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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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过数千名第四阶段的人之后，我们发现，每个人都有一个觉醒的过程。有人称之为“商业洞察力”。有人说：“在某天早上淋浴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有更好的方式来做生意，那种方式能带来更多的利润。”有人称之为“公司的因缘际会”，其他人则称之为“自我价值观的需要”。有些人是在经历过多年的心理治疗或者自助课程后遭遇到它。有些人通过沃伦·本尼斯和罗伯特·托马斯（在《极客与怪杰》一书中）提及的熔炉般的经历中获得：某件致使人从智力和情感层面关于核心价值观的反省的事件。对于某些人，“9·11事件”致使他们开始顿悟。而对于大多数人，顿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由一系列的小顿悟组成的，每个小顿悟来源于对于第三阶段无法完成的任务的深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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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悟发生在每个部落领袖身上，它并不一定发生于成年以后。戈登·宾德，安进公司前CEO，是在新墨西哥州成长的时候开始的，在海军服役的时候完成这个过程。迈克·埃鲁齐翁，20世纪80年代美国奥运会曲棍球队队长，在他曲棍球生涯早期就开始拥有些类似顿悟的事情发生。弗兰克·乔丹在男孩女孩俱乐部的时候成为部落领袖。他们都将这些顿悟描述成契机，关于个人和职业生涯的契机，无论这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或者是如何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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