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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从一开始就寻找能够合作的人，这使他组合伟大团队的机会大增。他愿意偶尔牺牲具有破坏力的天才来成全大局，因为他要的是能够强化彼此成就的人，而非彼此阻挠。他相信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进行的这种系统化研究中，合作重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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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挑选人才的过程促成了这个团队的建立。候选人不仅要接受面试，而且要在众人面前演说，接受质询，甚至面临尖锐的拷问和批评。这是个严酷的考验和试炼，也是创造团队荣耀的过程，通过考验的候选人将受到其他人坚定不移的支持。“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每一个人都必须期待有下一个成员加入。”阿伦·凯说。现任成员将中选者视为“一个会为他们带来更多乐趣的人”。入选是最高荣誉，因为它肯定了你是天才中的天才，而且人人都知道。“这批人的确可怕，据我所知，他们是有史以来最聪明、最有创意的人。”阿伦·凯指的是1972年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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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人才之所以重要，有几大原因。对高级研究计划执行组而言，泰勒相信在资助研究时，必须为了计划而挑选人才。他像领导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及其科学实验室的乔治·帕克（George Pake）一样相信，好科学必须由基础做起。你聘用了不起的人才，把他们放在配得上他们的才华和激情的项目上。他们会告诉你，他们需要做的是什么。而人际互动越方便，就越不容易偏离原先的使命。集体合作是令人鼓舞的，阿伦·凯说：“你可以花四成时间担任他人计划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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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心智水平之高超，极为罕见。在本书提到的几大团队中，只有“曼哈顿计划”的天才人数足以匹敌。不过，任何需要极致表现的计划，都需要精准地网罗人才。基德在《新机器的灵魂》一书中提到，当魏斯特在数据通用公司成立老鹰计划时，并不像泰勒般拥有这么优越的条件，能从一群熟悉的天才中挑选出一批富有创意的梦幻组合。魏斯特和同事卡尔·艾尔辛（Card Alsin）深入讨论，是否要雇用“毛头小伙子”工程师来进行这项要求严格的计划。结果他们决定：最重要的是聘用一群比他们更了解现阶段计算机状况的人，即使这样会使魏斯特和艾尔辛显得过时。他们必须乐于雇用优于自己并可能取而代之的人。照基德的说法就是“取代自己”。寻找卓越人才的信心也许是吸引人才的第一规则，但也往往最常被破坏。伟大的团队往往是由那些愿意甚至渴望招募到比自己更有才华的人的领导者造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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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通用公司的人才库以“资历”闻名，因此魏斯特和艾尔辛找寻的是候选人适合这个计划的直接证据。艾尔辛认为其中一个求职者很可能有熟练的撰写计算机语言的本事（一项复杂而需要创意的工作），因为他获得了无数奖项。魏斯特和艾尔辛也希望候选人要乐于“奉献”或“作出承诺”，也就是在计划进行期间，停止其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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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天才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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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为了要让创意蓬勃发展，泰勒的策略是“让真正杰出的人聚在一起，并管理他们之间的互动状态”。阿伦·凯说：“管理环境是他的专长。”而在ARPA，泰勒也系统地思考了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管理研究计划，在拨付联邦资助款项时，通过观察项目领导者的行为，他总结出了很多重要经验。由此形成的人才管理模式强调四个重点：网罗人才、组织、沟通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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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和全盛时期的迪士尼公司一样，组织结构是扁平、非金字塔形的，40名科学家全都直接向泰勒报告。泰勒因而能够随时了解实验室的工作状况，也让团队成员不必分神计较身份或地位——你所擅长的正是你手边的事情。科学家们可以从一个计划转移到另一个计划。成员查克·撒克（Chuck Thacker）说，这代表最棒的计划吸引最棒的人才，而结果是：“高质量的工作热烈进行，比较不吸引人的工作却有逐渐荒废的迹象。”泰勒本能上了解他不能迫使这样威力强大的团队转向，他必须让这些人做他们唯一能做的事，信赖自然的法则，以便让最棒的点子在工作中被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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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提供给团队一个罕有的机会：自由自在地进行基础研究，又领取高薪。不过对大多数人而言，金钱几乎没有意义。泰勒集合的一批人，一心只想改变计算机科学。泰勒有一项非同寻常而又令人尊敬的领导长处——“沟通”，因为信息分享对伟大团队十分重要。而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主要做法是：每周开一次会。这些被称为是“交流”的会议，参照了泰勒在创立ARPA时期召开的年度会议；这让所有受赞助的科学家共聚一堂，分享当前的研究并将观察所得呈交给同事。在这样的会议上，对计算机的共同展望（包括互动）逐渐开始成形。阿伦·凯打了个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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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PA的梦想就像个磁场，而我们好像小铁屑，在它周围环绕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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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很清楚在天才成员身上，不该加诸任何专制规定。如果有人生性傲慢，就让他去傲慢，这是为天才付出的小代价。这种态度就好像说：“我们不在乎她们是不是首席女高音，只要她们能唱歌就行了。”不过周会是强制参与的。“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只有一项规定不可违反，”阿伦·凯说，“你必须参加周会，而且留到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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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者每星期拖着一张布椅子去开会。在这个通常热烈无比的场合，每个人都会接触到他人的点子和成就。而被泰勒称为“零星结果”的这些东西，很可能启发每个人所做的研究。因此这个简单却效果卓著的周会，使人人接触到一些信息——在研究过程中很可能是关键的信息。周会中，大家互相交流（但不花时间做报告和备忘录）。同时周会也让大家就矛盾和争议进行讨论。这些会议反应出泰勒对杰出团队的动态多么了解。阿伦·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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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群主要成员聚在一起，在解散回家之前解决问题，如果组织做不到这一点，就无法良好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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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技术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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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很清楚，让成员拥有正确的工具是至关重要的。通常这都由他们自己创造。ARPA的成员都既懂硬件也懂软件。“这个团队一切都可以自己来。”阿伦·凯说。由于有能力自创工具，阿伦·凯和同事得以避免受困于他人所制造的、不适用的较次级技术。“今天编写的代码，有九成是绕着他人的错误打转。”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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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进的技术往往是伟大团队的成功因素，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也不例外。早期这个团队曾遭受技术上的危机，这促成它走向伟大，却也显现出它与其他部门格格不入。施乐公司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成立后，花费了9亿多美元并购科学数据系统公司（Scientific Data Systems，简称“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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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乐公司原本打算，让科学数据系统公司研究，由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开发出的计算机是否可做商业应用。当时，科学数据系统公司已制造出一台名为西格玛的计算机，施乐以为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必定会使用先进的西格玛7号做研究。可是泰勒的下属不愿采用。他们认为科学数据系统公司开发出的是次级品：机型过时、不能互动，与ARPA的软件不兼容。他们认为若要调整自己适应西格玛，将会使研究倒退数年。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想买的，是能够与ARPA软件兼容的迪吉多（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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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数据系统公司认为此举将会贬低施乐公司自身产品——西格玛的声誉。这是一场丑陋的战争，直到帕克扬言辞职，并要求批准他们另寻替代品和自行制造计算机。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在18个月内开发出一台分时操作、具有集成电路记忆的计算机，并且恶作剧地将计算机命名为麦克西（MAXC），借此取笑科学数据系统公司研发的麦克斯培利斯基（MAX Palevsky）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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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干扰，聚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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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领导阶层愿意和总公司抗争，促使其成员产生高度的忠诚。帕克把自己放在第一线，角色与“曼哈顿计划”的格罗夫斯将军、“臭鼬计划”中的约翰逊一样重要。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大多数都不喜欢格罗夫斯，因为他总是激怒他们，但他却能在面对这些人所依赖的政府单位时，挺身维护他们的利益，这一点他做得极好。而在施乐公司，帕克、泰勒以及其他部门的负责人多半也能说服决策者，满足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迫切需求。当一个精英团队在进行一项并无先例可循的任务、对抱残守缺之人构成威胁时，这项功能更是无比重要。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泰勒尤其会“把自己横阻在施乐和我们之间”。阿伦·凯这么说，显然对泰勒甘愿牺牲前途来“保护他的人”深表敬佩。1983年，泰勒奉命重组实验室，要求“接近传统、不批评施乐其他部门”，他便辞职了。随后他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为迪吉多计算机另外设立了一个计算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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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团队往往是由那些愿意甚至渴望招募到比自己更有才华的人的领导者造就的。 泰勒为不断改进计算机，营造出一种近乎宗教式的狂热。全力以赴、明确重点、专注重点——这些泰勒带给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特质，也是他从其他人身上发掘或激发出来的（或许两者互为作用）。1932年出生于德州的泰勒，是卫理公会(2)教派牧师之子，因此可以用宗教性字眼谈论他的工作。泰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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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人们相信担任神职是受到感召，所以我从小到大总以为，不论你的志向是什么，都必须有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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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把阿伦·凯引进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是为了激发整个组织的创意。阿伦·凯在中心拥有自己的研究部门——“系统科学实验室”，研发当年在他论文中提到的FLEX机器，结果诞生了“闲谈”（Smalltalk）计算机语言——这种语言反映了他的见解，即计算机是一种媒介，而不仅是工具。他也相信计算机应当简单到连小孩都可以使用。（运行“闲谈”语言的计算机有一台显示信息用的电视屏幕、一个键盘和一只鼠标。）当许多计算机先驱专注于必要的数学问题时，阿伦·凯却创造出全新的机器与人如何互动的思考模式。他的影响所及包括：幼儿教育家玛丽亚·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的发展与教学理论、皮亚杰(3)、心理学家布鲁纳(4)、网球内心游戏的提倡者、铃木小提琴教学法。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开发出的计算机是一种学习环境，不单是显示和进行数据处理而已。它很容易学习，因为你对它作出的大部分揣测，结果都会正确。这种直觉式演算就是一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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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凯的“闲谈”，是第一个以对象为导向的程式语言。而在今天，计算机的另一项特点正是“对象导向”，用户可以发出指令给个别的运算对象或软件达到目的，却永远不需要知道指令引发的内部指令是什么。它有特定功能，并像生物细胞一样与其他细胞联结。不论阿伦·凯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成就多么神奇，他却表示他的期望远远超出任何实际成就。自从1968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看到西摩·派珀特（Seymour Papert）对儿童与计算机的研究，就想发展出一种交互式的笔记本电脑，让儿童也可以使用。它将会像一本书一样便携。阿伦·凯在闲聊时提到，这项使西方学习平民化的发明，理想尺寸是16世纪的奥尔德斯·马努蒂尔乌斯（Aldus Manutius）确定的，当时他把原来图书馆内大部分藏书的惊人尺寸，缩小到可以放在马鞍袋中携带。阿伦·凯将他的新型计算机称为“动态书”（Dyna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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