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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318698 这种产业发展节奏在高科技领域尤为明显。一开始是兴奋期,接着是投机狂热期,而后就是残酷的淘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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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318700 首先,这类产业是引人注目的中心,因此与平凡的产业相比,它吸引了更多的加入者和更多的资金。同时,人们对它们的期望也高于其他产业。从事普通行业(如鞋油和制表业)而发家的人比依靠高科技致富的人要多,但是,没有人会期望鞋油公司去创立一家10亿美元级的大企业。即使它们建立的只是一个健康的、规模不大的家族企业,也没有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失败。相比之下,高科技产业可谓是一种“比大小游戏”,中间分子是没有价值的。这种现象,使高科技创新天生就存在很高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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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318702 其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高科技产业会没有利润。全球的计算机产业始于1947~1948年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也就是30年后,整个产业才达到盈亏平衡点。确切地说,确有几家公司(实际上都是美国公司)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赚钱了。而业界领袖IBM公司,在更早的时候就赚了大钱。但是,纵观整个产业,少数几家成功公司的盈利被其他公司的巨额亏损抵消了。例如,大型国际电气公司想成为计算机生产商,但它们的努力却付诸东流,并因此遭受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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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318704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每一个早期的“高科技”热潮中——19世纪初的铁路热潮、1880~1914年间的电气设备和汽车热潮及20世纪20年代的电子仪器和收音机热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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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318706 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公司需要在研究、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上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才能参与竞赛。为了处于不败之地,高科技必须越跑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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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318708 当然,这也是它的魅力之一。但是这也意味着,当淘汰期到来时,哪怕有一点风吹草动,能坚持下去的也只有产业内少数几家财力雄厚的企业。这就是为什么高科技企业比其他新企业更需要财务上的远见,以及为什么和其他新企业相比,具有财务远见的高科技企业总是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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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318710 在淘汰期,只有一个存活之道:企业家管理(将在第12~15章中讨论)。使德意志银行从当时流行的金融机构中脱颖而出的一个原因是,乔治·西门子经过深思熟虑,建立了世界一流的高层管理团队。杜邦公司与联合化学的不同之处在于,杜邦在20世纪初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系统化的组织结构,制定了世界上的第一个长期规划和第一个管理信息与控制系统。而联合化学却只是任由一个“聪明的自我主义者”武断经营。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那些在最近的计算机淘汰期败下阵来的大多数大型公司——如通用电气和西门子——通常都被认为拥有一流的管理人员。福特公司虽然在淘汰期以管理不善而闻名,但是它却幸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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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318712 由此看来,企业家管理很可能是幸存的前提条件,但却不是保证。在淘汰期中,可能只有局内人才能真正了解(也许连他们都不知道),一个在繁荣期成长迅速的基于知识的创新公司是否实施了有效的管理(如杜邦公司),或根本就没有管理(如联合化学公司)。但是,等到我们弄清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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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318714 接受度的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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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318716 要想获得成功,基于知识的创新必须是“成熟的”,它必须具有可接受性。这是基于知识的创新本身固有的风险,而且也是其独特威力作用的表现。所有其他创新都是利用已经发生的变化,去满足一个业已存在的需求。但是,基于知识的创新本身就是引起改变,其目的是创造一种需求。没有人可以预先知道使用者对它是接受、无动于衷还是极力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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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318718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无论是谁发明了治疗癌症的药品都不用担心“接受度”问题。但是这样的特例可谓凤毛麟角。对于大多数基于知识的创新来说,接受度是一场赌博,成败的几率是未知的。也许它有很高的接受度,只是没有人认识到它;也可能当每一个人都确信社会正在热切地期盼某种创新时,却没有人接受它,甚至还存在相当大的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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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318720 面对基于知识的创新,人们反响迟钝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个典型的例子是,普鲁士国王预测铁路这个新发明将会遭到失败。他断言:“当人们骑马就能在一天之内免费地从柏林来到波茨坦时,根本就不会有人愿意付钱去乘火车,尽管它在一小时之内就可以跑完全程。”当时并不是只有普鲁士国王一人对铁路的接受度产生错误判断,大多数同时代的“专家”也都同意他的见解。同样,当计算机出现时,也没有一个“专家”料到企业会需要这种“新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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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318722 截然相反的错误也很常见。“每一个人都知道”存在着一种真正的需要,而实际上人们却对它无动于衷或加以抵触。同一个权威在1948年还无法想像企业会需要计算机,几年以后,也就是1955年左右,他又预测,计算机将在十年之内“使学校发生革命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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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318724 德国人认为电话的发明者是赖斯(Philip Reis)(对于“谁是电话之父”或“谁是电话的发明者”这个问题,一直有很大争议,几乎所有的出版物上都会说:亚历山大·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发明了电话。但是,在2002年美国国会的一项决议中说:电话的发明人是美籍意大利人安东尼奥·缪奇(Antonio Meucci),而不是亚历山大·贝尔。然而,关于“谁是电话之父”的争论并没有因为美国国会的决议公布而完全停止。2003年11月,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的馆长约翰·利芬提出了证据,证明电话的发明人既不是贝尔也不是缪奇,而是德国人菲利普·赖斯(1834-1874年),赖斯在1863年发明了电话,比贝尔获得电话发明永久专利(1876年)早13年,比缪奇获得电话发明临时专利(1871年)早8年。——译者注),而不是贝尔。赖斯的确在1861年研制出一台可以传输音乐的仪器,与传输话语只有一步之遥。随后,他因过度沮丧而放弃了。因为他感到没有人会接受电话,对它产生兴趣,或渴望得到它。“对我们来说,电报就已经足够好了”是当时人们的普遍心态。但是,当15年后贝尔为他的电话申请专利时,人们立即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德国人的反应尤为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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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318726 其实,想要解释为什么人们在这15年内会改变初衷,愿意接受电话的原因并不难。美国南北战争和普法战争这两个重大战役证明电报根本不“够好”。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人们对电话的接受度会发生改变。当赖斯于1861年在科学大会上演示他的仪器时,几乎所有的专家都很乐观地预测赖斯的发明将会被广泛接受,而结果表明,这些专家都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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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318728 当然,专家也有可能是对的,而且常常如此。例如在1876~1877年间,专家们了解到灯泡和电话都具有可接受性——他们都说对了。同样,爱迪生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发明留声机时,也得到了专家的建议和支持,又一次证明了专家在人们对新设备的接受能力方面的推测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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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318730 但是,专家对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的接受度做出的评估,只能有待事后的检验,才能认识到专家的判断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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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318732 即使在事后,我们也不一定就能认知为什么某个基于知识的创新会被接受或被拒绝。例如,没有人可以解释为什么语音拼写法会遭到如此激烈的抵制。人人都赞同非语音拼写法是阅读与写作的主要障碍,它迫使学校把大量时间花在提高学生阅读技巧上,而且还要对儿童过多的阅读障碍现象和由此引起的逆反心理负责。语音拼写的知识至少已经存在一个世纪了。对于问题非常严重的两种语言来说,已经有了解决问题的语音拼写法——适合英语的音标,以及适合日语的带有48音节的假名表。而且,这两个国家都有邻国通过使用音标来解决语音问题的成功事例。德文19世纪中期成功地进行拼写改革成为英国的榜样,而日文也采纳了同样成功(但发生更早)的韩语改革模式。然而,在这两个国家里,人们对这么一个急需的、非常合理的,而且有实例证明是绝对安全、相当容易而又十分奏效的创新没有表现出一丝接受的意愿。为什么呢?虽就这一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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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318734 在基于知识的创新中,没有办法可以消除风险因素,甚至连降低风险的办法都没有。市场调查也不奏效,因为没有人能够对根本不存在的事情进行市场调查。意见调查可能不仅仅是毫无用处,也许还会带来坏处。至少,为了指出基于知识的创新的接受程度,我们要把经验与“专家意见”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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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318736 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如果我们想要进行基于知识的创新,就必须赌它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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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318738 基于科技新知识的创新,风险最高。当然,在当下热门的领域从事创新(如个人计算机和生物工程)风险会更高。与此相比,不太引人注目的领域,其风险也就低多了,因为会有更多的时间。而在并非基于科学或技术的知识创新里,如社会创新,风险也比较低。但高风险是基于知识的创新所固有的,这是我们为追求它的影响和它带来改变的能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改变不单针对产品和服务,而且包括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以及最终如何看待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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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318740 但是,即使是高科技创新的风险,都可以通过把新知识与创新机遇的其他来源(如意外事件、不协调的事件,特别是程序需要)相结合,从而大幅度降低风险。因为在其他创新机遇来源的领域里,接受度不是业已确立,就是可以相当容易地通过检验,有很高的可靠性。而且,在这些领域中,完成创新所必须创造出的新知识,通常可以相当精确地加以界定。这就是“项目研究”为何越来越普遍的原因。但是,即使是项目研究也需要大量的系统化工作和自我训练,并且必须是有组织、有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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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318742 因此,基于知识的创新对创新者提出了许多要求。他们不同于其他领域的创新者,他们面临的风险也不相同。例如,时间就不站在他们这一边。但是,风险越高,潜在的回报也越高。其他创新者可能会发财致富,而基于知识的创新者则有望名利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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