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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的发展也是20年的探索。我们提出的战略、实践的行动很多已经成为过去,那是基于当时的现实、预测或灵感而作出的。如今读到这本书,有了醍醐灌顶的感觉,对于成败的缘由得到了全新的启示。对于我们所专注的信息化领域,我从书中得到了焕然一新的诠释:“信息是保证组织生命力的重要资源。”“将信息比喻为大马哈鱼,只要把组织建设成为完美的溪流,信息就会流向它该去的地方。组织的工作就是要保证溪流的清澈,这样,信息就可以顺畅地流动。最终的结果是:数不胜数的新想法和新方案……”这对我与之打交道的“信息”,是一种全新的、颠覆性的、意义重大的诠释,我对这个行业的视野和思路也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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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企业管理上来,对于用友的发展,我们主要的体验和感悟中,很重要的两点就是主业集中和持续创新。但是,无论是专注还是创新,道路都十分艰难,更别说把两者结合起来贯彻下去。关于这点,我在《领导力与新科学》中读到了令人拍案叫绝的解说。作者惠特利提到一个有趣的“混沌游戏”:从确定分形的基本形状开始,建立极为简单的方程,然后建立微分方程组进行反馈。它们不受约束地在多种不同的尺度上进行迭代,并显示为大小不同的图案。通过这种方法,竟能在计算机上成功地再现一个完整的植物园。也就是说,只需要少数几个简单的准则或公式,再结合随机的一些自主行为,丰富多彩的大自然就展现在我们面前了。分形的理论应用到组织管理上来,就是“简单的指导原则具有无比强大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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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必须知道自己是谁。哲学家尼采说过,“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几乎能克服一切问题”,企业也是这样。用友20年来主业一直很集中,即专注于管理软件和企业信息化,坚持发展中国管理软件产业,推进企业信息化的使命。成立之初公司很小,只有几个人,有人笑我,说这个使命太高。但是,正是这个使命引领用友发展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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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对所有的企业都很重要,因为产业、技术、市场会不断变化。持续创新的企业都有体会,难的不是一次、两次创新,而是持续的创新。创新不仅仅包含技术和产品,也包括商业模式和管理方法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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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在谈“专注与创新”的统一,但是,不管是用传统的世界观去思考,还是按旧的管理方式去操作,这两方面都更像是一对矛盾。进入书中的“新科学世界”,惠特利已经一语道破“天机”:有效的“自组织”离不开以下两个关键要素的支持——清晰的同一性意识和自主性。在组织里,如果人们在清晰的同一性的指引下,通过自参照过程实现自主决策,整个系统就会有很好的一致性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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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发展到了一个以“世界级企业”为目标的阶段,我希望《领导力与新科学》不仅让我受益匪浅,还能促使众多迈向世界级的中国企业,从量子物理、自组织系统和混沌理论的角度去思考创新和发展,相信本书能为大家带来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更重要的是,将使我们成为用量子思维代替牛顿思维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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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与新科学(经典版) 推荐序二 量子世界中的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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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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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新媒介批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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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读到玛格丽特·惠特利的《领导力与新科学》,是20世纪90年代在瑞士学习管理学的时候。那时,初见有人把领导力与新科学这两个似乎毫不沾边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既感到新奇,又觉得颇为困难。她先是解释了量子物理对组织实践的意义,然后追寻生物学和化学对生命系统的影响,最后论述了混沌理论与新秩序的创生。这些科学概念并不易懂,也不易转换到商业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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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后来,我从系统学习西方管理学典籍转到汲取我国古典文化营养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发现了理解惠特利著作的钥匙。惠特利以新科学为表,实则在质问西方自牛顿和笛卡儿以来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方式,诸如:把世界看成一部没有生命的大机器;把个人劳动者商品化;过于强调科学客观性和科学管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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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读的是英文版,浙江人民出版社在原书出版这么多年后,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不啻为一件幸事,因为从作者写的中文版序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东方文化对其领导力和组织研究的影响。作者说,源于“新科学”的关于领导力的新观点,“根本算不上新观点。只有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它们才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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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新科学的古老性,意味着把关系、传统信念、团体与和谐带回到一个现代化的、机械的、技术驱动的世界;意味着通过智慧和合作而不是以往的蛮力,为混乱的现实创造新的解决办法;意味着牢固地树立这样一种认识——是合作让生命变得更加繁茂,而绝不是竞争;意味着懂得混沌相对于秩序的必要性,无论是在生命体内还是在一个组织中,混沌都并非坏事,而是建立秩序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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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你会问,量子物理、生命系统、混沌理论这些东西,与中国的古老文化怎么能扯上关系?原因无他,“新科学”打破了西方人固有的“机械论”倾向,即习惯于从元素的角度来探察结构,强调研究不同实体之间的机械联系;暗合中国人朴素的“系统论”倾向,即习惯于从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元素,注重研究整体架构中的功能关系。惠特利说:“新科学与牛顿科学的一个最大差别是:前者关注整体,而后者关注部分。”又说:“在量子世界里,关系是决定万事万物的关键要素。”如此看来,西方人的新科学,不就是我们的旧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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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观察人类把握世界的两大“思维结构”——西方重“因果”,中国倡“阴阳”。“因”与“果”是两种彼此外在、相对独立的元素,“因”不依赖于“果”而存在,“果”一旦由“因”产生出来,也同样具有独立自存的属性;前者对后者的制约和影响是外在的、历时的、单向的。而在注重“阴阳”关系的中国人看来,“阴”与“阳”构成并服从于统一的矛盾结构,“阴”不能离开“阳”而单独存在,“阳”离开了“阴”也同样失去了其自身的意义,二者之间的制约和影响是内在的、共时的、双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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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果必有因的思维线索向上推论,西方人便不得不为感性的现实世界找出一个最初的创造者。所以,在牛顿科学中,世界被看作一个因“上帝第一推动”开始运转的机器。这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必然朝着熵增加的方向发展,为了扭转衰败的进程,必须为生存而不断抗争。出于对因果关系的强烈偏好,在管理上,西方首先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进行精明的预测和控制。认定这些部分存在无休止的冲突,怀着控制的梦想,管理者以为自己有能力将混沌从生活中赶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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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阴阳”思维来思考,世界不是机器而是生命。在生命世界里,重要的不是控制,而是动态的联系。任何事物都不能独立存在;混沌和毁灭是生命循环的一部分。组织也是生命系统,具备所有生命都拥有的适应和生长能力。由此,需要关注组织当中的人,关注他们的意图、尊严、情怀和价值,因为这些都是强化关系所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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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必须说,我不想在管理学和领导力的问题上,重复在其他领域一再出现的陈词滥调,说中国文化曾经是、今日依然是如此美妙,可以治疗西方患上的要命疾病——这种说法对中国人没有半点好处。正如作者在中文版序中诚恳指出的,以关系为导向的社会不易创新,而且,由于后发现代化的缘故,当西方社会的新科学已经放弃讲述如何控制大自然,而开始探讨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候,我们却在反其道而行之。在此,我想说的只是,对西方人来说,从整体的角度认识世界是一项新的技能,而这项技能从来就包含在我们中国人素有的智慧之中,我们其实无须舍近而求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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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苏菲教义说:“你认为,你知道一,所以你一定知道二,因为一加一等于二。但是,你还必须知道‘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我们忘记了中国式的“加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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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与新科学(经典版) 我所有的亲朋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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