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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维转型的时代,寻找新答案的途径有很多。对我来说,到自然科学中去寻找就很合适,这样就把现在的我和少年时期的我联系起来了。14岁时,我渴望成为一名太空生物学家,每周提着沉重的天文学课本,乘坐纽约的地铁去海德天文馆上课。课本太深奥,我读不懂,但我还是带着它们,因为它们是那么引人注目!我的生物学功底十分扎实,到了大学,我选择的专业也是生物学。但是,在碰上高等化学之后,生物学的学习经历也就结束了。随后,我转向更具不确定性的社会科学。像许许多多的科学家一样。从内心上说,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科学家,我仍希望世界展示给我更多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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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的兴趣在科学上,而并非人。我们现在生活、工作中的组织都是依照牛顿时代的宇宙观设计的。在管理上,我们首先把事物分解为若干部分,并认为,影响是人与人之间直接推动的结果。我们制订复杂的计划,指望世界是可以预测的。而且,我们不断地寻找更好的方法,期望能客观地感知世界。这些假设条件,来源于17世纪的物理学——牛顿力学(详见第2章)。它们是我们设计和管理组织的根基,我们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也都是基于这些假设的。不管有意无意,我们总是根据自然科学建立自己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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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科学的发展已是今非昔比。如果想继续基于科学理论建立和管理组织,为组织设计、计划制订、经济学、人的动机和观点、变革流程(还可以列出很多)等建立一套理论体系的话,那么,我们起码要以当代科学为根基,不能再坚持17世纪的宇宙观,而应该着手分析21世纪已有哪些现成的科学理论。要对组织原则进行探索,我们首先应该了解:现有的科学理论是怎样解释“宇宙是如何运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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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科学成果的探索还在进行当中,实际上处于起步阶段。但我深感欣慰的是,我们看到了以新的方式思考世界、思考组织的第一朵火花。这火花也许暗淡了点,但必将燃起熊熊火焰。有的科学家以诗人的情怀论述自然现象,描绘我们在组织中发现的自相矛盾现象。在思考我们自身在组织中的体验时,人们提出了一些新观点。这是一个充满奇妙与未知的世界,很多科学家为他们亲眼所见的事实惊叹,这种感觉跟早期的探险者发现新大陆差不多。在这个王国里,人们感受到一种新的自由:探索过程比得出结论更有价值;怀疑比知晓答案更让人心满意足;探索比止步不前更令人兴奋不已。与确定无疑的事情相比,好奇心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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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并未罗列各式各样的结论、案例或可仿效的做法。我不想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不认为把在别处建立的模型硬搬过来,就可以对组织进行改造,也很少有通过这种方式成功改造组织的案例。在每一个组织里,我们都需要内省,互相把对方看作发现之旅的关键资源。我们要发挥遍布于组织的创造力的作用。第二,新的物理学直率地告诉我们,客观事实不会自己站出来向人们透露它的秘密。关于“现实”的真谛,不存在处方或规则,也没有核对清单或专家建议。如果处于科学家所说的紧要关头,实际上就不需要参照任何外界经验,对我们来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全新的、不同的、独一无二的。我们必须相互合作,通过实验找出究竟什么是适合我们的,并以发明者的身份互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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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试图阐述新的现实观:观念和信息仅仅是生成新事物的一部分条件,而非全部。这种现实观究竟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创造力,取决于你与它们的结合。我的任务是提供素材,激发你参与进来的兴趣。我知道,在你看过这些素材之后,会产生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希望和不同的实验。我们是否同意专家的说法,是否认可一种最佳实践,都是不重要的,因为,这不是当代的宇宙特征。只要我们与现实世界发生作用,结果就是“共同进化”。世界不可能一成不变,而是会不断发展,其多姿多彩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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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每个人从本书所得到的收获千差万别,但是我在本书中论述的主题是在组织中工作的人都最为关心的:到哪里去找秩序?复杂系统如何改进?怎样建立组织才能让其既灵活又有良好的适应性,能力更强而不是被束缚住手脚?如何简化事物而又不丢失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既满足个人自治和成长的需要,又满足组织对预测和责任的需要?本书提到的新科学研究领域包括物理学、生物学、化学,以及覆盖若干学科的进化论和混沌理论。每一章都将探索某些科学观点与组织现象的关联,但对新科学的发展方向略微做些介绍也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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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科的科学家都提出过同样的问题:我们能否用机构图来说明白世界是怎么运转的?机构图方法是牛顿、笛卡儿等天才科学家在17世纪所推崇的。这种方法认为,对构成总体的各个部分进行研究是认识总体的关键。先将事物分解为若干部分——这可能是真正意义的切割,也可能是象征意义的“切割”(比如业务功能、学科分支、细分区域、人体构成等),再将各组成部分拼装成一个整体——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过程不能有重大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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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科学也是遵从唯物论的——从物理实验入手,根据物理实验的实际成果和所获得的知识去认知世界。任何真实的事物都以可见、可触摸的物质形式存在。在物理学发展史上,甚至在今天,很多科学家仍在寻找构成事物的最基本“积木块”,他们坚信万物都起源于这一物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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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学与牛顿科学的一个最大差别是:前者关注整体,而后者关注部分。新科学对系统的认识不仅着眼于系统整体,而且十分关注这些网络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学家、作家德内拉·梅多斯(Donella Meadows)为了形象地解释这种思维转型,引用了一段远古苏菲派(Sufi)的教义:“你认为,你知道一,所以你一定知道二,因为一加一等于二。但是,你还必须知道‘加’。”当我们从这样的视角来看系统时,就会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里面的各种联系和现象都不能简化为简单的因果关系,也不能通过孤立研究各个组成部分再来解释总体。在这一全新的世界里,最重要的是认识这些连续运转的动态过程,然后观察这些过程是怎样物化为可见的行为和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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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早期,人们就开始探索亚原子世界的奥秘了,并出现了海森堡的“不谐之音”。因此,在物理领域,全新模型的探求已有漫长而又奇特的历史。奇特之处在于量子力学中很多重大发现的发现模式:“基于不可靠的依据和荒谬的假设提出的幸运猜想,最后被证明是正确的,尽管开始时没有一个人相信。”我很愿意看到人们这样来描述科研过程。这样,我们就都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来开展科学探索活动,科研和计划制订活动也将更多姿多彩,不同的意见也有助于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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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的现实观让我们感到惊奇:“什么是真实的?”这一普通概念在量子力学里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在量子世界里,关系是决定万事万物的关键要素。只有与别的事物建立关系时,亚原子粒子才能生成和被观察。它们不以独立的“事物”形式存在。不存在最基本的“积木块”。量子物理描绘了一种奇特而又迷人的的世界观,正如海森堡所说:“它看起来像是一块复杂的布,其中不同的连线交替、重叠或结合在一起,最终决定整块布的质地。”这些看不见的联系是万物的基本构成要素,而我们过去认为这些联系是发生在相互独立的实体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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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专业领域,特别是在生物学领域,才刚刚开始用整体的、动态的模型来代替非机械模型。传统的机械思维方式在分子生物学及遗传学领域仍然处于主流地位。但是,很多科学家目前都努力把生命视为一个生命体去认识,而不再采用机械思维方式。例如,在《生命之网》(The Web of Life)一书中,卡普拉提出了一种将科学与生命系统综合在一起的新方法,吸收了很多科学分支的科学发现与科学理论。他提出的过程完全不同于过去用于解释生命现象的机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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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思维转型还发生在医疗保健领域。以前的治疗是把人体看作一个集成的系统,而不是相对独立部分的集合。有些生物学家就提出这样的观点:将人体看作离散系统(如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和神经系统等)比仅看作一个大系统更好;而在功能上,这些小的系统又是完全相互依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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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地球看作一个整体的话,用来认识地球的模型就是“盖亚理论”(Gaia theory),这是由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首次提出的。“盖亚理论”假设地球是一个自我调整的系统,是由若干相互依存的小系统构成的行星团体,这些小系统共同创造了适合生命存在的条件。这一假设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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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学领域,对主流理论的各种改进一直在进行(包括进化论、动物行为学、生态学和生理学等方面),以至于著名的生物学编年史专家恩斯特·马尔(Ernst Mahr)认为,应该建立全新的生物哲学体系。生物学家史蒂文·罗斯(Steven Rose)则认为,人们正在努力使生物学更关注总体和集成性,生物学将成为“不惧怕复杂的成熟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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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学领域,伊利亚·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论证了当环境变化时,某些化学系统是如何进行重新组织并建立更高秩序的。他由此获得了1977年的诺贝尔奖。在古老的机械系统模型里,变化和干扰意味着麻烦。这些破坏因素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导致系统的衰亡,这是所有系统的下场。但是,伊利亚·普利高津的研究成果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大有希望的未来。他证明了,任何开放系统都有能力对变化和无序状态作出反应,在更高的组织水平上重新组织自我。无序状态是一个关键角色,它对系统的发展起积极作用,它可以推动系统进行自组织,并建立新的形态。当我们不再用机械模型认识生命,并深入了解了生命系统的动态过程时,我们就或多或少地感受到,可以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认识波动、无序和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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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变化和无序的新认识也源于混沌理论。通过在这一领域所做的研究工作,人们对秩序和混沌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正确的认识。现在人们认为这是成镜像关系的两股力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两种状态。系统可以进入混沌状态并且具有不确定性,但在混沌状态内部,系统被维持在秩序井然并可预测的界限内。没有这两股主要力量的参与,变化或进展就不会发生。混沌是建立新秩序所必不可少的。在人类文化发展的长河中,这是很常见的,我们只不过是想通过科学帮助我们记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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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学还使我们懂得了:自主和简单化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最爱。在很多情况下,科学家都认为秩序和形态的生成并不需要通过复杂的控制,而是仅仅应用少数几个指导原则就可以了,这些原则可通过个体的自主训练而实现自我复制。不论是大型的生态系统,还是小型的微生物群体,所有系统的存在与发展都是基于几个主要原则进行的。这几个主要原则规定了系统的总体特性,与此同时,系统内的个体都拥有高度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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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学所描述的世界正在改变我们在很多领域的信仰和认识,而不仅仅局限于科学方面。新科学的观点几乎已渗透到每一个学科,包括我的专业领域——组织理论。每当我面对深受困扰的组织管理问题,以及我们怎样进行组织再造的困惑时,都能看到科学的影响。从组织管理出现的那一天起,就存在一种无形的却又让人颇感兴趣的力量——领导力。领导力如何,从关系的角度可以看得更清楚。几乎没有一个理论家会忽视组织中存在的错综复杂关系,这些关系直接决定着领导者的领导能力。相反,人们对合作关系、追随者、授权、团队、网络、衔接关系等的作用进行了越来越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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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无处不在。任何组织中都存在与同事、利益相关者和小团体间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伦理与道义问题不再是模糊的宗教概念,而是关键要素。在个人层面上,目前很多作家都用精神、心灵和人生目标来描述内部关系。生态学作家认为,关系不仅存在于我们与当前环境中的人之间,还存在于与我们与下一代之间。当代物理学已经把关系的重要性讲清楚了,那么,我们现在开始用更多的关系术语来重新思考我们的问题,也就不足为怪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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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机理论中,人们已经从关注奖金等外部激励转向关注内部激励,比如,获得赏识将带给我们巨大的动力。人们更加看重组织生活中的团体、意图、尊严、目的和情怀。人们开始关注人的情感,而不是简单地把人分解为几个组成部分。过去这样做,是因为人们不相信工作中也有爱,不相信组织中也存在感情。在20世纪,处于主流地位的观点是:只要给每个员工分派一些具体任务,只要他们把这些分派的工作做好,这个组织就可以有效地运转。当我们抛弃了机械组织模型,不再把员工视为机器上可替代的零件时,我们实际上就已开始从多个角度审视自己,从总体角度评估我们的工作成效,这样,我们设计的组织才能把人看作最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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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价值和文化在组织管理中越来越受关注。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对组织活力的影响,尽管我们无法解释为何它们是如此有效的力量。现在我们能够体会到,建立组织连续性和一致性的最好方式,不是采用控制手段,而是通过一些看不见、但能感受到的力量。很多科学家现在都借用了“场”的概念——这是一种不可见的力量,它们充满空间并影响人们的行为。我也借用过“场”的概念:组织的愿景和价值的作用就像“场”一样,是一种不可见但真实存在的力量,它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这与很多传统的概念是大不一样的。在传统意义上,愿景是具有影响力的领导者提出的、并期望能成为现实的未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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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组织的观念正在向“机械模式”告别,这种模式在官僚主义时代得以盛行。现在,我们更欣赏灵活多变的有机结构,欣赏无边界、无缝连接的组织。我们已经开始把组织看作完整系统,可以称之为“学习型组织”或“有机组织”,组织中的人都具有自组织能力。这标志着我们已踏上新的征程,强烈感受到需要对今天的组织进行变革。经验告诉我:只要我们承认组织是生命系统,具有所有生命都拥有的适应和生长能力,那么,变化、混沌、信息过载、以及不良习惯等“普通组织”事件就不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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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借用科学理论并提炼其中所隐含的思想是很危险的,因为在扩展应用范围之后,由科学理论产生的隐含思想与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就不够密切了;但另一些人则认为,所有的科学都是对现实的一种假想的描述,而对于真正的现实,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认识清楚。对于如何看待由新科学而产生的丰富联想,我赞同物理学家弗兰克·奥本海默(Frank Oppenheimer)的观点:“如果一个人有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为何不应用到他认为可能适用的地方呢?人们如果能够这样联想,一定非常有趣,这往往会指引我们获得新的、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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