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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灵感，闪耀着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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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瓦戈医生》作者 鲍里斯·帕斯特纳克Boris Pastern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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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与新科学（经典版）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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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对反恐的投入越来越大，可为何不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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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救助天灾人祸时，为何官方组织反应迟缓，而NGO和自发组织的志愿者反倒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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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时常会说，我新提出的领导力概念可能并不适用于“现实世界”。我想，他们所说的“现实世界”，是指他们的组织或者政府部门。在这样的组织里，各级官员实施僵化的管理，并有各种政策和法规构成的条条框框。这样，别人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他们屈从于领导者而丧失了自由，只是被动地等待别人发出指令。在这种“现实世界”里，效率和服从是最重要的。不论面对何种情形，这种组织都要依靠标准的操作规程行事，即便混乱已不可避免或者事态已经失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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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现实世界，而是虚构出来的。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会毁掉我们的能力，使我们无法应对实际发生的一切。现实世界要求我们学会从容应对混乱局面，需要我们弄清楚人们的行为动机是什么，需要我们采取恰当的策略和实际行动使世界井然有序，而不是更加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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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当前的世界观不适用，而新的世界观还过于新奇而无法实践。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通过新科学的视角，分析现实世界中两个最严峻的挑战：一个是如何更有效地应对天灾和人祸，另一个是怎样对付全球恐怖网络组织。通过高倍数显微镜，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工作原理，这对于弄清事实是至关重要的，而采用老办法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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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学所描述的现实世界这样的：现实世界是彼此相互联系的网络世界，在系统的某一处发生的轻微干扰，会对远离干扰源的其他地方产生很大的影响。现实世界是高度敏感的系统，极其轻微的动作可以引起巨大的破坏和混乱。但是，现实世界也是一个追求秩序的系统，当混乱出现时，它不但打碎了当前的结构，同时也为新秩序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变化总是与黑夜相随，黑夜使所有的一切都分崩离析；但是，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一分裂期创造新价值。于是，混乱结束，而新秩序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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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世界在没有命令、控制或领导个人魅力情形下，知道如何进行自我组织。随处可见的是，生命按网络关系进行自组织。一旦发现共同的兴趣或激情，这些个体就会组织在一起，并筹划如何达到目的。自组织行为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性，并取得结果，构建了强大、具有良好适应性的系统。惊人的新势力和能力因此而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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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世界中，生命的“基本建筑材料”是关系，而不是个体。谁都不能以个体方式存在，或者说，谁都无法拥有最终的、固定的标识。我们都是“潜力束”。关系唤醒了这些潜力。当我们遇到不同的人或处于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就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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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科学家，也找不到脱离我们的观察而能独立存在的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通过我们的观察而呈现给我们的。对于我们来说，看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对现实世界的这种看法，就成为我们解析万物的依据。因此，当我们经历同样的事情或者看到相同的信息时，都有各自不同的解释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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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世界与依照西方思想创造出来的世界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们以为人、组织和现实世界都像机器一样，我们构建庞大的系统，让它像钟表一样在稳定状态的世界里运转。领导者的工作就是保持稳定性和控制力，因为，没有人的干预就无法建立良好的秩序。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力，所有的事情都将一塌糊涂。我们错误地认为，绝大多数人都是白痴，没有创造力，需要有人在旁边指挥他们，而新的技能也只有通过培训才能掌握。对人的激励不是恐吓就是奖赏，内在的激励因素——如同情和宽容却被忽视了。依照这些错误认识所构建的世界，到处都是无需独立思考的工人，他们的举止像机器人，在日益混乱，甚至到了失控边缘的组织里辛勤劳作。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过于固执地坚持这些错误认识，我们丧失了应对当代重大挑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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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与新科学（经典版） 应对天灾的领导力：卡特里娜飓风带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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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十年里，世界已经历太多的天灾人祸，有的人担心会出现“同情疲劳”。我不相信我们的同情心是有限的，也不相信有同情心耗尽的危险。同情疲劳产生的根源在于：我们不具备能够快速、高效应对这些紧急情况的组织结构或领导力。我们想提供帮助，但组织无法将我们的同情心向绝大多数需要帮助的人表达。这既让人灰心丧气，又让人感到力不从心，因为，人类的天性就是慷慨大方和乐善好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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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灾害发生后，我们看到的都是人的美好天性和最差劲的官僚主义。新闻标题传达着我们的灰心丧气“发展中国家表示：大多数救灾物资未送到灾民手中”、“彻底失败：新奥尔良败局调查”、“红十字会调查”、“国会调查：问题出在哪里”。另外一些标题则是这样的——“现实生活中的英雄”、“有组织的教堂名副其实”、“不是红十字会，不是救世军或联邦基金，而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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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刊》于2005年9月重新演绎了这一故事，这已经是在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墨西哥湾沿岸几星期之后。这个故事展现了热心的志愿者和政府官僚之间的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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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劳动节那天，当400英里之外的新奥尔良火光四起之时，来自全美的大约600名消防战士正坐在亚特兰大的一家宾馆里，听美国应急管理署（FEMA）的讲座，内容涉及机会均等、性骚扰和客户服务。“你们的工作就是做好公众关系”，一位FEMA官员告诉他们，“也就是把FEMA宣传册发出去，并让他们记住我们的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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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的这些消防战士是应FEMA的请求而来的，他们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投入救援行动。他们都怒火中烧。“这太滑稽可笑了！”有一个消防战士高声地回敬了一句，“消防部门将我们派到这里是为了救人，可是你们却让我们干这些？”FEMA的一位官员爬到椅子上，试图恢复秩序。他说：“你们现在是FEMA的雇员，你们要听从命令，我们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这听起来更像是侵略军的头儿，而不是救援警卫队的指挥官。消防战士可不愿意整天呆在宾馆里，于是纷纷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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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故事有些夸张，但发生灾害时的情形几乎总是如此。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尽其所能为灾民提供帮助、援助，挽救灾民的生命。他们采集资源，在现场提出解决办法，不知疲倦地连续工作多日。他们不考虑风险或奖赏——这是同情心的自然流露，因此非常有创造性和针对性。西南贝尔公司（Southwest Bell）的一些中层经理，在谈到他们应对俄克拉荷马爆炸时的感受时说：“觉得不存在风险了，而事实上是已经面临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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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自组织的努力常常受到一些官员的阻挠，他们或者拒绝提供帮助，或者引经据典，或者坚持按协议和规程办事。这不是在批评某个具体的官员——他们也受制于自己的身份，无法独立采取行动。《时代》周刊在记述卡特里娜飓风发生时说：“在各级政府部门，都没有明确谁在关键时刻负责。领导者害怕进行实际的领导，不愿意花钱，也不愿意打破管辖权常规或引起诉讼。换句话说，他们害怕栽在类似于本文的文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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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谁拥有合法的决策权，存在着很多遗憾的事情。正式的援助请求可能没找对人，或者某个人并不真正理解这一请求而拒绝提供援助。援助请求即使提交给合适的人，若措辞不准确，也会不被理睬，或者遭到拒绝。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向总统请求联邦政府的援助。当被问及需要什么帮助时，她说：“给我你所能提供的一切。”这样的请求无法让联邦政府采取具体步骤，而当联邦或州政府的官员决定由谁负责提供援助时，很多宝贵的时间已经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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