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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行动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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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博弈的结果取决于采取行动的时间，那么毫无疑问，博弈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按常规就要去采取行动改变行动时间。这里有三种最基本的方法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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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变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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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让你的行动可视化的方法，就是培养独立的第三方（比如评级机构、审计机构、消费者或者反馈的形式），能够可信地汇报你从事的事情；或者帮助你守住秘密，让你的行动继续秘密进行，即“信号干扰”4，一边发表声明一边却采取多线程行动。比如一位政客若想要隐藏他的真实意图，他可以有意识地泄露一些信息给他的朋友和亲信，并且让他们推测出很多种可能性。这样的情况下，即便其中某位透露了真实的信息，媒体和他的竞争对手甚至都不会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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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变时序上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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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率先行动的方法就是给自己设置一个人为的截止日期。或者是给予其他博弈者“审查权”，即他们可以在做出选择前证实你的行动。比如说，给予顾客一个退款保证，这样顾客就能退回他们不满意的商品，从效果上来说，他们等同于后手博弈者。或者换句话说，无论结局多坏你都可以将行动顺序调换，能够让你提前做好准备保持所有选择的开放性。比如，一个供应商在竞标的时候承诺自己会出一个打败其他所有竞争对手的报价，如果这样的话，买主就会给他机会能够看到其他所有的报价。同样的，在eBay上，“筛选便宜货”的软件能够让竞价者在最后一刻提供自己的报价，这样一来这软件就能在交易敲定之前，给所有的竞价商更多的机会观察其他人的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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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养后手博弈者的“承诺行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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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让承诺变得令人信服的一种方法，是将当下博弈的结果与某些更大更重要的关系相连接。比如激起个人荣誉感和激起个人对未来某段关系的重视度。即如果今天你食言了，你将会践踏了自己的荣誉或者破坏未来一切与之相关的关系。只要今天你违规的动机足够小，你就可以采取一些手段诚信地执行下去。除去荣誉感和关系的考虑，你也可以签署一份强制执行的合约，一旦你违约就需要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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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思考法：麻省理工学院最受欢迎的商业课 第2章 引入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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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创造了一个术语“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来指代在任何博弈中，个人能自由地选择是否开发会被耗竭的资源。每位博弈者拥有主导权去利用他想要的资源，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资源将会被过度开发，从而导致每个人都受损。因此“公地悲剧”就是囚徒困境的一个例子。公地悲剧中的资源过度开发虽说是一个博弈，但人们将它广泛地运用到一些公共资源处理的问题上了1，比如污染问题、过度捕鱼、生态区的破坏、交通拥堵及垃圾邮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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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丁对于解决公地悲剧最著名的论断就是，需要限制个人对于公共资源的使用权。这种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政客都鼓励政府介入的干预——以限制免费的使用权。一方面，自由党引用哈丁的论断，倡导政府直接控制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另一方面，保守党利用同样的论断，希望公地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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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政府直接控制公共资源的手段通常我们叫作“加强监管”，而那些赞成私有化的论断我们称为“放松监管”。然而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无论是政府控制还是私有化都是同样的问题。因为他们巩固了分散的资源，并且社区中非正式操控资源的部门变成了由政府选出的第三方监督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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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由党和保守党在政治上的分歧来自于对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方面，选择哪一个第三方更好（或者说不那么糟糕），是政府当局还是商业公司？事实上，这里还有第三种选择，社区并不需要让出自己管控公共资源的权利，而是让它们在协同工作的基础上去支配自己的公共资源。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演示了怎样运用社区自我调节机制来避免公地悲剧，并获得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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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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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的思路在于去改变博弈者的收益情况，给予他们不同的动机，驱使他们改变自己的选择。《美国联邦法规》里面的规则超过15万页，但这仅仅是政府管理法规的冰山一角。每条法律都由国会批准，每项行动分别由执行分支机构实施，而每一个裁决都由司法机构的“规定”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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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政府也不是唯一的监管者，学校里的行政部门、家庭里的监护人和社会中的公共人士都在“监督”着他人并且影响着他们的决定。总的来说，企业是监管体系的核心。在博弈论层面上，企业刺激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他们有动机去激励员工更加勤奋地工作，鼓励消费者都购买商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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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弈论层面上，企业刺激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他们有动机去激励员工更加勤奋地工作，鼓励消费者都购买商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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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都取决于权力的不对等，管理者颁布许多法令去管理大众，然而这些法令却不是必要的。因为各种各样的社区都能够按照惯例管理好自己，比如NCAA（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的会员大学就能够管理好自己大学的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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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大学橄榄球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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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橄榄球发明于19世纪70年代，由哈佛和其他几所大学将一系列新的英式橄榄球和足球进行实验并改造而成2。就如现在一样，激烈的身体冲撞是这项运动的核心。在早期的比赛中，最常见的一种击倒带球者的方式就是，给他的面部一记重拳，随着时间的推移，球队们开始采用更多更加暴力的技巧，结果就是造成很多球员重伤甚至死亡。1905年情况甚至严重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3不得不以个人身份介入，并且威胁说要取缔这项运动，由此才引发了这项运动的改革，并在1906年催生了NCAA的建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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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橄榄球这项运动里，监督是必要的，因为升级的暴力是这项运动的天然战略的演变过程。试想一下声名狼藉的“楔形强攻战术”，一个“V”形进攻阵型，现在主要被防暴警察们所采用，它可以实实在在地撞倒防守一方人员。哈佛是第一支使用该阵型的球队，在1892年对阵耶鲁的比赛中，哈佛出其不意地使用此阵型。然而第二年，双方都采用此阵型，结果却没有任何一队获得优势，反而受伤情况极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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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橄榄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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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来设想，哈佛和耶鲁是否决定采用楔形强攻战术。每个队得到的最优结果就是：只有他们自己队使用该阵型；最劣结果是：只有他们队没有用。不仅如此，如果双方都没有采用该阵型好过于双方都采用了，因为这样至少可以避免严重的受伤情况。这些收益情况在图7里显示。请注意，每个队在这场比赛中都占有主导权可以选择是否采用楔形强攻战术，但是，如果双方都采用这个战术结果更糟，毫无疑问这也是一个囚徒困境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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