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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橄榄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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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来设想，哈佛和耶鲁是否决定采用楔形强攻战术。每个队得到的最优结果就是：只有他们自己队使用该阵型；最劣结果是：只有他们队没有用。不仅如此，如果双方都没有采用该阵型好过于双方都采用了，因为这样至少可以避免严重的受伤情况。这些收益情况在图7里显示。请注意，每个队在这场比赛中都占有主导权可以选择是否采用楔形强攻战术，但是，如果双方都采用这个战术结果更糟，毫无疑问这也是一个囚徒困境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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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每个队都会选楔形强攻战术为其占优战略呢？以哈佛为例，它是行博弈者，我们回顾一下，占优战略指的是：任何行动在忽略其他博弈者的选择前提下，必须最大化一方博弈者的收益（即“最佳回应”）。收益矩阵中向上的动机箭头代表了哈佛的动机，指出了行博弈者（哈佛）应对耶鲁可能的每个行动做出的最佳回应，可以看见哈佛的占优战略，即所有的动机箭头都指向同一行（使用楔形强攻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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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哈佛的最佳回应总是指向楔形强攻战术？让我们来考虑所有的可能性。首先，如果只有耶鲁采用了楔形强攻战术，哈佛就会有动机也采用这个战术来避免其得到最劣结果，而如果双方都采用了楔形强攻战术，他们将会得到次劣的结果。接下来，如果耶鲁不采用呢？哈佛还是有动机采用且这时只有它采用，这样一来它就可以得到最优结果，而非双方都不采用的次优结果。因此，采用楔形强攻战术是哈佛的占优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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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暴力橄榄球收益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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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NCAA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规定，规定这些危险暴力的战略为犯规行为，博弈者的动机就会有所改变。在规则的制约下，任何采取非法战略的队伍将会被处罚，这就让他们处于不利地位。当然，参赛队仍有机会去选择使用楔形强攻战术，但是只要裁判公正裁判，队员就没有动机使用。换句话说，更严格的规定改变了橄榄球的暴力打法，改变了博弈者的收益情况，也让这项运动变得柔和一些，参与这项运动的双方占优战略便不再是采用楔形强攻战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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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能够通过改变博弈者损益情况来让博弈者摆脱囚徒困境，并且改变他们的博弈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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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对于一些社会问题的确必不可少。比如渔业监管在保存鱼种数量方面功不可没，而在消除被忽视的疾病修正案例子里的“优先审查券”制度能够为医药公司提供新的动机，从而为那些被忽视的热带疾病找到新的治疗方法。然而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比之前预期的好结果要糟糕得多，谁曾想到1970年颁布的香烟广告禁令反而让烟民数量不断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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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烟草广告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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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复一年，烟草的广告花费了数百万元，没有人会否定这些花费的重要目的。广告的本身就已如此抢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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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罗塞尔·海德在国会中的证词，1969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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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人来说，“一战”奠定了烟草的重要地位。正如约翰·J. 潘兴1917年给陆军司令部写信说的那样：“你问我为什么要赢得这场战争？我的答案是，我对战争胜利的渴望就如对烟草的需求一样迫切。烟草是每日必备口粮，我们源源不断地需要它。”没错，每日士兵的香烟补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他们赢得了战争，但对于烟草行业来说意义更为重大，在战争结束后人们对香烟的需求更加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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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20世纪中叶，烟草制造商互相激烈地竞争，抢占着不断发展的市场，标志性的广告角色，比如万宝路的经典男人形象，“Lucky Strike: It’s Toasted”(幸福香烟时光)等耳熟能详的广告标语，以及对于吸烟健康的保证，例如“20 679名医生说过Lucky香烟刺激性更小”“临床显示没有任何一例咽炎是由吸骆驼牌香烟造成的……骆驼牌香烟：尊贵的享受”6。但是当吸烟危害健康的真实情况被广泛认知后，公共健康部门认为这些广告语会引诱更多的人吸烟。因此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在1967年做出回应，要求任何电视台如果播放了香烟广告就必须也播放公共声明，告知公众吸烟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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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国会做出了进一步回应，在1970年颁布了标志性的《公共健康吸烟法案》，要求所有的烟草包装必须贴上警告标签（“卫生局已确定吸烟有害健康”）并且在要求美国广播和电视台禁止播出烟草广告。作为交换条件，FCC将停止播放禁止吸烟的公共告示，并且豁免烟草制造商今后可能面对的联邦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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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条法案，很多美国人不知道，粘贴警示标签实际上就是由烟草行业自己提议的。这样的目的非常明显，因为烟草业高管们更希望免除今后的法律诉讼，这些诉讼很可能导致他们公司解体、破产甚至让他们坐牢。可是他们为什么要禁止自己的广告播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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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最明显的一点在于，广告的禁播能够遏制更严厉管制措施出台的势头7；其次，停播自己公司的香烟广告能够叫停FCC发起的禁烟运动。1970年《纽约时报》曾报道：“烟草行业确信官方的禁烟公告比起禁止广告播出威力更大，而双方都放弃则是一个净收益的局面。”8所以合力发布烟草广告禁令对于烟草行业来说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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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禁令出台前，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动机去为自己的产品打广告。想知道原因的话，可以把香烟广告程式化为一个博弈，其收益矩阵显示在图8中。在这个博弈里，每一家公司——菲利普·莫里斯（万宝路品牌）和R. J. 雷诺兹（骆驼品牌）都有一个占优战略去宣传自己的品牌。宣传自己的品牌有什么好处呢？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以及在FCC禁烟信息颁布后，从被破坏的整体市场中脱颖而出，你当然会有动力去做宣传。然而只要双方公司都决定在电视上做广告，他们的市场份额就会被对方稀释，并且由于FCC发起的禁烟运动，情况会变得更糟。因此，既然双方如果都采用占优战略反而会使双方变得更糟，那香烟广告博弈就实实在在又成了一个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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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公司不播广告反而能受益也许会引起一些读者的诧异，所以让我们继续深入挖掘。如果1970年的烟草广告案例确实是一个囚徒困境，在广告禁令颁布后，我们将会看到广告下降而利润上升。次劣结果是两家公司都播广告，次优的结果是两家都不播广告。事实上，这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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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烟草广告博弈收益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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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广告禁令的颁布为社会学家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他们称之为事件调查。如果我们能够对比在烟草广告禁令开始生效前后，广告本身的投入和行业产生的利润有任何的不同，我们就可以有信心得出结论，烟草广告禁令是否起作用了。相比之下，长期的趋势就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学教授詹姆斯·L. 汉密尔顿在1972年抓住了这次机会，发表名为《香烟需求：广告、健康威胁以及禁烟令》9的文章，其主要的发现是，对比1970年，广告花费削减了20%~30%，同时1971年前6个月比去年同期利润上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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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行业发此横财——既免除了联邦法律诉讼，又增加了30%的收入——凭借的就是它们比监管者政府对烟草广告博弈的真谛有更透彻的理解。FCC的禁烟倡议者认为，烟草广告会诱导人们吸烟，如果广告没有效果，烟草大佬们为什么每年要花费数百万高额广告费？但是大型的烟草公司都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从其他公司抢夺市场份额远远不如诱导人们吸烟更为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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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监管者也能懂得博弈的真谛，他们就能够在烟草广告这场囚徒困境的博弈中获得优势。因为他们站在广告禁令前面，而烟草行业属于完全地甚至是“自愿地”补贴着禁烟运动10。如果监管者能够懂得自身政策的真正效用，他们完全可以通过杂志甚至其他主流媒体去传播公益信息，能够让自己的影响力扩大乃至翻倍。这一定是种加速降低美国吸烟人数量的经济节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