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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有一个很久远的传统，即人类已经意识到自己并非是结合最优化现实去做决策。赫伯特·西蒙被授予了197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他1940~1950年期间在“有限理性”的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西蒙的经济学理论基于一个认识，即通常来说，人类对于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认知度有限，由于这样的限制我们倾向于寻求启发式的方法或者采取经验法则去得到足够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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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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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才能确定结果足够好呢？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实验。实验（也叫“经济搜索”）是经济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分支理论。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彼得·戴蒙德、达勒·莫滕森以及克里斯·皮萨里德斯，以表彰他们研究市场中“搜索摩擦”的贡献。而我听过对于经济搜索最好的解释来自一个非经济学家，他叫爱德华·康纳德，他与米特·罗姆尼在贝恩资本工作时一起大赚了一笔。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阐述了如何采取最理性最优法则找到一个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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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一点时间用于“校准”，即约会尽可能多的人以获取婚姻市场的基本情况，然后进入你的“挑选”阶段，这一次你的任务是以寻求终身伴侣为目标。如果你约会的第一个女人比你在“校准”阶段遇到的最佳女人还好，那么你就应该与她结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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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搜索方法对于一些事很奏效，比如挑选你最爱吃的卷饼。但是你也不要得意忘形，并且忽略了战略性搜索的重要性。举个例子，假设你采用康纳德“配偶搜寻模式”去找对象，正如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你并不像他一样身家百万。假设在结婚起誓的时候，你感觉到这并不是真爱，你的伴侣自然会在你们的婚姻关系中投资更少，这样你们的婚姻将会比预想的脆弱更多。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赋予能力去毫无保留地爱别人，因为爱，我们即使在艰难时光里也能彼此支持，共同度过。所以更理性并且也更符合战略性思维的做法是——你要因为爱而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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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找到合适的伴侣的确很有趣，但是也有一点局限性。让我们回到更基础一点的问题上来，如何在博弈中找到正确的战略。如果你有机会一遍一遍参与同一个博弈，你一定会逐渐摸索出什么玩法是最好的，但如果你只有一次机会呢？你仍旧可以有机会观察周围的人的行动并且利用这些信息去指导你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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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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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演变”指的是在战略生态系统内，博弈者能够逐渐改进自己的战略，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演化出最佳的战略来应对其他人当下的行动。举个例子，大学招生的生态系统是由多方组成：高中毕业申请的学生、有权录取学生的招生部门、广大的家长群体、关心着招生的校友、第三方团体比如大学委员会——他们负责SAT（学习能力倾向测验）和AP（美国大学预修课程考试）——以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它给大学排名，主要排名依据是招生结果）。有意思的情况在于，这个生态系统并不总是平衡的，因为博弈者们都在不断适应着对手们的战略，在错综复杂和相互联系的环境中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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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高校招生和大学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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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越多的量化社会指标来做社会性决策，越会导致出现腐败的压力可能，越会扭曲和腐化原本用于监督的社会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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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T. 坎贝尔，美国心理协会主席，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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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约有8 000学生参加了由大学委员会主持的第一次SAT考试。到2011年，接近300万考生参加了这个考试3。根据大学委员会的规则：“SAT测试学生在学校中学到的知识，包括阅读、写作和数学技能，这些能力对于今后的大学学习及以后的成功至关重要。”也许SAT测试成绩的好坏对于今后的成功并不是那么“至关重要”，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SAT考试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给大学排名最为重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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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经过那么多年的经营，声名越来越显赫，影响了越来越多的申请者参考他们排行榜上“最好的”大学。而大学招生官员在录取学生时，也越来越重视SAT成绩（如果录取了更多的高分学生，学校的排名就可以攀升，并在下一年吸引到更多的学生）。面对这样的情况，高中生和他们的家长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取得SAT的高分。现在，富裕的学生找明星老师去辅导SAT考试已屡见不鲜，指导的费用更是高达300美元每小时4，有的人甚至雇枪手去替他们考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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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忧SAT的公正性，所以一些学校已经加入了一项“SAT非必选”运动，这让学生在申请时能够自行选择是否登记SAT成绩6。然而，当然只有那些高分学生会选择公布成绩，这样一来那些“SAT非必选”学校上报的平均分反而就会比实际的分数更高。《华盛顿邮报》采访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招生主任，他说，不上报低分学生7，“SAT非必选”的学校排名自然能够很快攀升。这样一来“SAT非必选”的学校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的排名就会上升，潜在地破坏了排名的有效性和精确性8。《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将如何应对这一状况目前尚不清楚，但是降低对SAT的参考重视度一定是其中最自然的一种可能性，同时，适当参考其他学术能力，比如AP课程，也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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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课程是美国教育体系中最成功的部分之一，它在20世纪50年代由一群颇有灵感的教育学家发起（其中包括阿尔伯特·塔克，即提出“囚徒困境”的人）。AP课程科目从微积分到物理，从英国文学到俄语，它的考试制度就连批评家都交口称赞，对于学术能力的评价既中肯又真实。毫无疑问，政府和学校管理层开始注重AP课程，以改善美国公立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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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美国教育部长和大学委员会主席宣布了他们的目标，在美国的每个高中里引入10节AP课程。自那以后，全国的各个学校开始大力投入到AP课程的建设中来。耶鲁应用科学、工程学、物理学名誉教授威廉·利希滕却认为这种推广在很多学校都收效甚微，尤其是在学术能力表现欠佳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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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在高中表现欠佳的学生并没有准备好接受大学更深奥的课程，他们更需要的是在进大学之前学习一些适应性课程。一个浅显的问题大家明显没有问出口（尤其是那些希望在表现欠佳学校里推广AP课程的人们）：如果那些毕业生在学校里表现欠佳，努力地学习补救课程才能勉强考入大学，他们怎么能接受那些深奥的AP课程再去通过这些课程的考试呢？这种投入AP课程的逻辑很明显是错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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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委员会并不担忧这些质疑，这种以少数人为导向的“从AP课程中进步”的课程，即使对那些不打算上大学的人也是有好处的。大学委员会认为：“AP课程不仅仅是为那些想要深造的优秀学生服务，它能让所有人都有所收获。如果进大学不是你的选择，AP课程仍旧是很棒的选择，无论你以后选择从事什么职业，在AP课程中所学的东西能够让你增强自信并让你找到正确的路通向成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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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校的AP课程评价都不高，也尚未看出该类课程能够从哪方面增加学生自信。据《时代联合报道》显示，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地区，“在1995——1996学年，安德鲁杰克逊高中有29名学生参加了美国历史的AP课程，在最后参加可以抵大学学分的期末考试中，却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11”。从更广的层面来看，在没有招生遴选机制的那些公立学校推广AP课程，毫无疑问是白费力气。2006年，在费城的教育系统中，41所公立学校开放了接近179节AP课程，而那些重点中学（比如马斯特曼中学，被誉为“三州地区最好的中学之一”）表现不俗，在某些科目上的通过率超过国家平均水平。但是有32所高中在SAT中的阅读成绩平均分较低（313~408分），27所高中通过率不超过10%，最高的通过率仅有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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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在表现欠佳的学校里从政策上推行AP课，对于那些在好学校里就是为了在AP课上拿到好成绩，能让自己在大学录取时更有竞争力的学生来说，他们也觉得不堪重负。20年前，只有那些顶尖的高中生才会参加AP考试，随着时间推移，参加AP课程的人数暴涨，现在，在精英学校读书的孩子或多或少都考过几门AP课程，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但是一些顶尖的大学并不承认其中几门AP课程学分的有效性13，它们要求参加本校的考试并且还要取得更高的分数才算数14，这样的机制在一开始就削弱了学生们对AP课程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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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课程项目的推广对大学委员会来说无疑利大于弊，如今他们从AP课程上获得的收入比之前其他考试的组合（包括SAT和SAT预考）要更多。这样的增长率自然招来了很多批评者。一些教育者认为，“AP课程远远不是相当于大学水平的课程”，“AP课程的课堂就是杀死好奇心和智慧的地方15”，批评家们担心，由于大学环境竞争极其激烈，尖子生很可能只是为了参加尽可能多的AP课程来换取学分，而忽略AP课程中真正具有挑战性的知识所带来的兴奋和智力上的启发16。如此一来，AP课程的体验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令人满意且意义深远，全新一轮反对大潮的开始只是时间问题，而新一轮的变革和改进方案将会引入高校招生的战略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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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将会不断演化，也许永远不会达到平衡和稳定的状态。有时看上去似乎令人泄气，但是如果你具有足够的博弈意识，能够深入了解促使这些改变的力量运作，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无论家长、大学官员、像《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样具有影响力的组织还是大学委员会，只要在这个系统存在的地方，你就能够准确定位自己保持优势地位。艾萨克·阿西莫夫在1978年一篇名为《我自己的观点》的散文中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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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在变，持续地改变，不可避免地改变，这是社会的主导因素。如果在做决定的时候，只考虑世界当下怎么样而不考虑未来怎么样是不理智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采取科学虚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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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莫夫的“科学虚构思维方式”需要你具有前瞻性并且心胸开阔，具有想象力，去理解塑造社会的力量是怎样的，而我们又将去往哪里。我们把这种思维方式简单地归纳为博弈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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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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