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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只雌性蜥蜴决定与谁交配时,它自然已经选择了自己孩子喉咙的颜色,在繁殖下一代时,也意味着要与其他雌性蜥蜴比较,谁的下一代会更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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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地方在于,雌性蜥蜴选配偶这个博弈从根本上来看,就像是孩子们玩的“剪刀石头布”游戏。我们把橙色喉咙蜥蜴当作“石头”,黄色喉咙蜥蜴当作“布”,蓝色喉咙蜥蜴当作“剪刀”。橙色喉咙蜥蜴的下一代要强过大部分蓝色喉咙蜥蜴(石头打败剪刀),而蓝色喉咙蜥蜴则比绝大多数黄色喉咙蜥蜴强大(剪刀打败布),而黄色喉咙蜥蜴胜过橙色喉咙蜥蜴(布打败石头)19。结果就是,没有单一的交配战略占绝对优势,只要一方战略占上风(比如说橙色喉咙蜥蜴),另一方(黄色喉咙蜥蜴)就会变得更加优秀,并且最终它们都成为全部蜥蜴种群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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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完蜥蜴生态系统之后,来看在这场博弈里它们繁殖的收益情况。西内尔沃和莱夫利用公式描绘出蜥蜴将会杂交、混合的轨迹:橙——蓝——黄。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们预计这种族群的杂交数量是不稳定的,而进化稳定战略的“轨道”隔几年就会改变。不出所料,在观察了蜥蜴种群几年之后,他们的预测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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蜥蜴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博弈本身塑造了参与博弈的博弈者。我们觉得生活中的博弈理所当然,也假设了我们就是以那样的方式来设定博弈的。但屡见不鲜的情况是,这个设定的对立面也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去改变博弈,而是让博弈改变了自己。至少这种情况发生在大多数人身上,发生在那些还没有博弈意识的人身上。他们就像木偶一样,被博弈论的规则牵着鼻子走。在博弈中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命运,只可能发生在那些掌握了足够的博弈意识且跳出博弈去思考的人身上,发生在那些坚定地想要改变博弈规则且让自己占优势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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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战略性生态系统是在进化中稳定的,只要这个系统进入平衡阶段,就会停止改变,该平衡系统中会有小扰动,而通过后来的进化改变过程将会自动地纠正这些小扰动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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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思考法:麻省理工学院最受欢迎的商业课 第3章 合并或“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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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限制商业和贸易发展的前提下,各州之间或者与其他国家进行以托拉斯为形式的契约签订、合并或者勾结都是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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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18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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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铁丝网发明以后,美国西部人民的生活就被重塑,因为农民终于有了有效的方法封闭他们的农田。而对这项新产业来说,竞争优势就是产品的简便性和易用性,有了这两者,公司才能进入市场。从1873~1899年,有多达150家公司制造铁丝网。当市场逐渐成熟起来,只有非常少数几家特别成功的公司存活了下来。这些公司的创始人被称为“四巨头”,他们都是极具野心的竞争者,每一方都有动机去提供更具有吸引力的价格来锁定更大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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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描述了在这个价格竞争博弈中,公司的收益情况,以两家领头企业(铁篱公司和南方铁网公司)作为博弈代表。任何公司的最优收益情况是成为唯一一个提供低价的公司,这样他们就能够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最劣情况则反之。当然如果双方定价相同,定价高好过于定价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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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价格竞争博弈收益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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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每家公司的占优战略都是实行低价。为什么呢?从铁篱公司角度来看,如果南方铁网公司定价高,铁篱公司定价低,自己自然能获得最大的市场份额(最优结果),相比之下定高价将稀释市场份额(这是次优结果)。如果南方铁网公司选择低价,铁篱公司仍然选择低价,铁篱公司至少能避免对于它自身最坏的结果,即南方铁网公司获得最大市场份额。既然两家公司都愿意在不管对方行动的前提下选择低价战略,双方都有自己的占优战略。既然双方的占优战略都是选择低价,且双方如果同时选择低价会比双方同时选择高价更糟。这种价格竞争博弈就又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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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巨头困在这激烈的竞争中,但是不会受困太久。1899年,在约翰·沃恩·盖茨的领导下,他们合并成了美国钢铁和线材公司,立即将竞争最激烈的铁丝网市场转型成为最赚钱的市场。盖茨是怎么想到要促成兼并的,这非常容易想到。在19世纪晚期,工业的兼并浪潮已经席卷整个美国,让比如像安德鲁·卡内基(钢材)和约翰·D. 洛克菲勒(石油)这样的企业家获得了对美国商业前所未有的控制权。这样的高度集权也引发了强烈的抵制,在总统威廉·麦金利和西奥多·罗斯福的任期内,“解散托拉斯垄断组织”一直是他们执政的中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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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尔垄断形式能够通过形成单一的集体去关照集体利益,让博弈者逃离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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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所有大型的企业合并都要受到联邦机构的审查(包括司法部门、联邦贸易委员会,或者由于行业性质的差异也可能是联邦通信委员会)。一旦联邦机构担心这些合并会减少竞争,从而损害到消费者权益的时候,这些合并依照惯例将被阻止1。因此,现在想要采取合并的方法逃脱囚徒困境已经不是那么容易,卡内基和洛克菲勒的黄金时代俨然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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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结”并不总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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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结”这个词首先让你联想到的是烟雾缭绕的密室交易、扼杀竞争和伤害消费者权益。从更广的角度去看,“勾结”可以被视作一方博弈者内部的相互合作碰巧伤害了另一方的利益。但是,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人们也许更加期待“勾结”。如果我们十分看重相互“勾结”的团队给我们带来的福利,并且他们“勾结”在一起还产生了其他的益处,那我们将会忽略他们“勾结”所带来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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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结”可以被视作一方博弈者内部的相互合作却伤害了另一方的利益。但是“勾结”并不总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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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在钻石市场里,戴比尔斯垄断组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阻挡了其他竞争者,它阻挡着钻石分销商入市并且长期维持着高昂的钻石价格。这无疑损害了戴比尔斯的潜在竞争者,但是这伤害消费者了吗?正如接下来“钻石并非恒久远”的那一节里我要讨论的那样,戴比尔斯高昂且稳定的钻石售价也许对消费者来说是件好事,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增强赋予钻石的象征意义以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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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其他商业垄断组织也为消费者带来了很多清晰的益处。举个例子,以主要竞争集中在研究上的行业为例(比如说研发新药品的医药公司),最伟大的发现来自于几家公司共同合作,一旦第一波公司组成一队它们必然能优先研发出新药,从而损害市场上其他公司的利益。如果没有监管,这些“勾结者”甚至可以齐心协力将所有人都赶出市场,最终提高药价,损害消费者利益。既然料到如此,其他公司也愿意展开合作,最终市场就转变为由单一的公司竞争变成几组公司互相竞争的局面。行业内这样大范围的转型加快了新事物的出现,事实上是有利于消费者的。意识到了这一潜在的好处,作为监管者的美国司法部(DOJ)和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在评估市场上竞争对手间的“勾结”行为时,指导准则要宽松于公司间的“合并”行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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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泛来说,对于效率性的争论让反垄断机构对几类业务采取了更加宽容的态度,比如那些令人信服的“合作”行为。认识到知识产权既可以推动又可以阻挠类似医药和设备企业的创新这一情况后,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在评估知识产权执照的独家授予权时就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独家经营权”3。许多组织甚至都能得到反垄断审查豁免权,例如工会、农场合作社和大部分的体育联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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