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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你的无意识系统在自得意满地宣告：“不管世界是否错综复杂，我只是在为你把事情简化！”但上面每句话都代表一种略微不同的常见思维捷径。（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别的话，这些只是我在工作场合听到最多的。）我想对每句话都展开谈一下，让你在可能被它们绊倒前更好地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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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明显是对/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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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识系统节省脑力的一个办法是，寻找你已经相信的确定证据，同时忽略掉与之相悖的所有证据。这能为深思熟虑系统省掉很多力气，意味着你不用重新思考自己的假设和预期，降低了模棱两可和不确定性，节省了大脑的精力。如果证据无法完全与我们预设的观点保持一致，无意识系统甚至会对现实做出重新解读。在第一章我阐释了证实性偏见如何引导我们把灰色的香蕉看成黄色。决策过程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我们会在不知不觉间扭曲事实，直至其符合我们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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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我们预期某件事不好，我们会倾向于注意到它所有的缺点而忽视掉所有优点，甚至可能吹毛求疵，生造一些不合情理的批评意见。反之，如果我们特别青睐某个观点，就会盲目到看不出弊端。结果看到的世界非黑即白，事情不是“显然正确”，就是“显然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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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很好地证明了证实性偏见对我们大脑的深刻影响。研究人员首先问志愿者们的政治立场，然后让他们分析枪支管控方面的数据。在对表明枪支管控有效的数据进行分析时，那些自称保守派的人犯的计算错误明显增多。而在分析枪支管控无效的数据时，自由派也会同样表现出计算能力不佳。1面临与我们立场相悖的证据时，大脑要多费些力才能清醒思考，而我们的无意识系统可不喜欢劳神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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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说明的是，这并不关乎智力，没有人能逃脱。投资专家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非常钦佩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克服证实性偏见的决心，他说：“这个聪明人做到了世界上最难做的事。查尔斯·达尔文说只要碰到与他珍视的结论相矛盾的事情，他就必须要在30分钟内把这个新发现写下来。不然他的大脑就会排斥这个不和谐信息，如同身体排斥移植器官一样。人类的自然倾向是坚持自己的信念，特别是在最近的经历强化了这些信念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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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听说…… 所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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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讲到下一个重要的思维捷径了，最近接触到的信息通常能极大地左右我们的想法，即使这些信息与要做的决定完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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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你们在参观旧金山探索博物馆，有人要你们估计世界上最高的红杉树有多高。有的志愿者被问到树是不是“差不多25米高”，有的被问到是不是“差不多300米高”。这只是个热身问题，之后就让游客估计红杉树的实际高度。平均下来，一开始被问到较低初始数字（25米）的志愿者猜测世界上最高的红杉树是35米。而接触到较高初始数字（300米）的志愿者估计的红杉树高度比其整整高出了7倍。3志愿者们都认为自己是客观的，但他们的大脑把之前接触到的数字作为了指引。这种现象被称为锚定效应，因为我们的无意识大脑不会费力地去脱离某个初始印象的影响，就像船被锚牵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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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初始的锚定信息完全不相干，我们还是会受到影响。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杜克大学行为经济学教授丹·艾瑞里（Dan Ariely）要求人们回想自己的社会保障号的最后两位，然后对他给出的一些物品竞价，包括一本书、一些巧克力、电子设备和葡萄酒。每一轮竞价中，那些写下较大的社会保障号数字的人很明显给出了较高竞价。4这毫无道理可言。但那两个不相关的数字在人们大脑里留下了深刻印象，无意识系统收到了这个信号并且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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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效应也出现在非算术类的情况下。近因效应说的就是我们会因刚刚发生的事情受到很大影响，这样就能免去深思熟虑系统去努力回顾过往，寻找长期规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研究人员发现，温度升高20摄氏度，汽车经销商就能多卖出去8.5%的敞篷车。5“过去几个小时都阳光灿烂，投资买一辆敞篷车正合适。”你那只看眼前的无意识系统遵循的就是这套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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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了解，所以肯定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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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走的另一个思维捷径是，以为容易理解和记住的事情都是对的。（行为科学家把这称为对处理流畅性的偏好。）因此，我们倾向于被清晰明了的观点吸引，并会对难以理解的观点加以深入分析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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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解释了密歇根大学心理学家显津·宋（Hyunjin Song）和诺伯特·施瓦茨（Norbert Schwarz）做出的一项研究，他们发现如果把欺骗性问题用简单的形式表达出来，人们更容易上当。举个例子：“摩西带上方舟的动物每种有几只？”（答案是：没有。因为带动物上方舟的是诺亚，不是摩西。）当把这个问题用大字体白纸黑字地清晰打印出来时，看到的人通常都会上当。但如果打印的字体很小、很难看清，人们就会停顿一下，更可能发现蹊跷所在。6这就像多加一个步骤，问“这是什么意思？”就能唤醒大脑的深思熟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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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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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周围的人都已经对要做的事达成一致，大脑的无意识系统就会认为不需要再想，这种捷径被称为群体思维。很久以前，这种思维应该对人类进化有好处。千百年来，作为部落的一分子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和部落保持一致有助于我们找到归属，就像在工作场合融入集体让我们感觉工作更安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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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做过一些影响深远的实验来证明这一点。他发现，人们会认为一张卡片上的线段和旁边另一张卡片上的线段一样长，尽管两条线段明显长度不同。为什么呢？只是因为房间里其他人都这么说而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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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希问志愿者，右边卡片上的哪条线段（A、B、C）和左边卡片上的线段长度相同。志愿者的回答中有1/3是错的，并且3/4的志愿者会至少答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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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工作场合谈到的话题远比线段长度精细微妙，所以更难发现自己出现了群体思维；表面上看起来不过是大家都作为团队的成员意见和谐一致。斯坦福大学教授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在她的著作《思维模式》（Mindset）中讲述了通用汽车公司前首席执行官阿尔弗雷德·P. 斯隆（Alfred P. Sloan）的故事，斯隆作为领导能迅速察觉群体思维。面对一群意见一致、看上去很高兴的人，他说：“我看大家都完全赞同这个决定……那么我建议对这件事的进一步讨论推迟到下次会议，给大家一些时间想出不同意见，也许能更全面地理解这个决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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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按照已知的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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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谈禀赋效应，就是我们倾向于过高估计已经拥有的事物的价值，哪怕这些事物没有情感价值。在一个著名实验中（由行为经济学大师理查德·泰勒和丹尼尔·卡尼曼主持实施），参与者要在两个同等价值的礼物中做选择：一个马克杯还是一些巧克力。容许人们自由选择时，选两种礼物的人基本对半分。但如果先分配给人们马克杯或巧克力，然后立即问他们是否愿意交换，大部分人都会拒绝：86%在开始分到马克杯的人还是选择马克杯，90%在一开始分到巧克力的人还是选择了巧克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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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会对拥有的事物如此不情愿放手呢？根源似乎在于损失厌恶，即损失给大脑带来的效用降低要多过相同的收益带来的效用增加。你分到一个好办公室时会兴奋不已，但如果分到之后又要被拿走，研究显示你的失望情绪会超过之前的兴奋感。10因此做决定时最好记住，我们——别人也一样——在对比新的选择方案时，会本能地过高估计现状的价值，除非我们停下来好好想想不熟悉的事情可能会有多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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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唯一切实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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