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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斯·阿尔贝托·斯库彼拉出生于1948年5月1日，自幼就被称为贝托。他特别喜欢大海，说自己未来会去海军服役。他的爸爸是一名在巴西银行系统工作的公职人员，母亲则是家庭主妇。在贝托的少年时代，一位朋友曾给他提供了一笔做二手车生意的资金，这使他萌生了成为一名企业家的梦想。当时他太痴迷于创业，而大海对他来说成了一项爱好。最终，他开始了一项新事业，在这里只有天空才是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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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做二手车生意，贝托还销售牛仔裤（他自己从美国进的货）。17岁的时候，他购买了证券销售商的执照，从而获得了合法授权。不过，仅一年以后，在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就读企业管理专业时，他就把这一执照又卖掉了。随后，他在政府部门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他工作过的地方有巴西国家铁路局、里约热内卢港和巴西联邦数据处理公司。对于一个想寻找一份没有太多限制的工作的人而言，这些地方太过官僚且节奏缓慢。他觉得是时候回金融市场寻找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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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在他买下第一张牌照的两年后，贝托跟几个好朋友一起买下了一家很小的证券销售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没多久就跟卡博拉蒙内兹（Cabral de Menezes）经纪公司合并了。他在这家经纪公司工作了四年的时间。正是在这四年中的一天，他在一架从纽约飞往华盛顿的飞机上遇见了费尔南德斯。当时，他俩恰巧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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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托聊了很多，而且他对于能结识雷曼显得特别开心。”费尔南德斯回忆说。正是由于水下捕鱼这一共同爱好，21岁的贝托跟比自己大9岁的雷曼相识。他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一起钓鱼、探讨生意、互相鼓励。尽管二人友谊不断加深，但成为合伙人还是后话。离开了卡博拉蒙内兹经纪公司以后，贝托接受了海丰银行（Marine Midland Bank）在伦敦的一个职位，直到1973年返回巴西时，他才接受雷曼的邀请加入了加兰蒂亚。他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挣多少钱，但那时他觉得加兰蒂亚有着光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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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天天为几分钱的得失而烦恼不已的人里，没有谁真能获得巨大的成功。”他曾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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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资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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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资本帝国 没有增长，精英管理体制就是一句漂亮的空话。如果一个公司不扩大，怎么为这些最聪明的人创造更多的机会呢？如果一家公司的营收不增加，又怎么给那些最优秀的员工提供丰厚的酬劳呢？雷曼一直都明白，如果他的想法是对的，发动机就必须时刻保持高速运转。因此，JP摩根在1976年为了拓展巴西业务跟他洽谈合作时，他差一点就动了心。毕竟，JP摩根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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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谈确实进行了。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并不知道巴西金融市场的底细，而从巴西本土公司找到有胆识、有能力的员工，显然是最好的敲门砖。对加兰蒂亚来说，跟美国的投资银行合作不仅能为公司注入资本，也能提升其国际知名度。最重要的是，这是一次快速增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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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看，两家公司合伙会比分开单干更有效率。这一点无疑是很有道理的。然而，雷曼是一个喜欢站在未来看现在的人。在思考这一交易的长远后果时，雷曼的热情消退了。交易会让他失去公司的控制权，而这将使他一手创建的企业文化被大公司吞噬一空。他在瑞士信贷的实习经历还历历在目，他不希望自己的公司也发展成官僚味十足的样子。在“短期内赚大钱”和“维持自己的个人价值观”中二选一的时候，他毅然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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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史诗般的选择，是我人生中做出的最艰难的抉择。”雷曼后来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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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需要告诉JP摩根，交易不会持续。不过，他也不想直接退出，这会得罪这家世界上最大的投资银行。他的抽身之术是为交易创造一些“困难”。一开始达成的协议是JP摩根拥有新公司30%的股份（那时被允许的最高比例），加兰蒂亚拥有40%多一点的股份。剩下的部分由巴西投资人决定。雷曼随后跟巴西央行的朋友取得联系，让他们要求JP摩根和加兰蒂亚的合资公司必须保证雷曼持有51%的股份。他相信，JP摩根明白这一要求意味着自己将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显然，它会放弃这次合作。正如雷曼所料，当JP摩根得知巴西央行的新决定后，选择了退出。两家银行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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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曼撇清了与JP摩根的关系后，便开始着手成立自己的投资银行。在谈判破裂的几个月之后，加兰蒂亚经纪公司终于获得了许可，从此迈入了这一全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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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比博萨诺（Bozano）还要强大。”雷曼曾告诉他的合伙人。他提到的博萨诺，是由胡里奥·博萨诺（Julio Bozano）和马里奥·恩里克·西蒙森（Mario Henrique Simonsen）建立的投资银行。当时，它正主宰巴西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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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人腾位置，苟安者必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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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必须继续招揽贤才，并把公司的股份卖给最优秀的员工。然而，为了给新人腾出位置，就必须有老员工离职。第一批感受到这种精英管理体制威力的人，正是那些老合伙人。他们自加兰蒂亚经纪公司刚刚成立时，就跟随雷曼一起打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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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人在银行里都有办公室，但是他们基本不会在那儿办公。比如说席尔瓦，他从天秤经纪公司时代就跟随雷曼，对于自己赚到的财富非常兴奋，而且再也不想守在电话前销售股票了。他逐渐开始把时间花在约会和开车上面。开赛车最终成了席尔瓦的最爱，他花了三年时间参加了数个巴西长距离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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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曼从1975年开始逐渐收购席尔瓦所拥有的股份，直到三年后席尔瓦彻底退出了合伙关系。曾经为收购加兰蒂亚经纪公司提供了大多数资金的阿道夫在一开始就说，他只看中赚钱，无心工作。这种安排持续了两三年，公司团队也逐渐成长起来，大家逐渐开始对那些不为公司创造一分钱利润的人提出质疑。这些人每天住在里约热内卢富人区巴拉蒂茹卡（Barra da Tijuca）的大房子里，还附带奥运会尺寸的大游泳池、热带花园和网球场，这难道算合理吗？雷曼迫使阿道夫做出选择，是工作还是离开？虽然阿道夫最终答应卖掉自己的股份，但二人的私交因此恶化。阿道夫从来都不向他的朋友避讳，他感觉这是一种极为忘恩负义的行为。“合伙人必须工作”这条规矩只破例过一次：雷曼的表哥亚历克斯一天也没在加兰蒂亚工作过，但仍拥有接近1%的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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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伊尔赫梅是唯一雷曼没法劝走的创始合伙人。就像他从来都没有放弃里约热内卢乡村俱乐部的会员资格一样（他一直就被其他会员抵制，让他事实上无法使用俱乐部，尽管他还拿着会员卡），古伊尔赫梅非常顽固地拒绝把自己拥有的加兰蒂亚股份卖掉。他一直持有股份，直到1998年加兰蒂亚银行被卖给瑞士信贷。古伊尔赫梅在2011年10月去世，享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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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了席尔瓦和阿道夫的股份之后，雷曼便可以加快步伐把股份分配给更年轻的员工。一开始，雷曼拥有加兰蒂亚25%的股份，到了1978年，这一数字提升到了50%多。后来他开始把股份卖给新合伙人，才使这一比例逐渐降了下来。这种企业管理方式要求持续不断地全神贯注。20世纪90年代成为合伙人的马塞洛·梅代罗斯（Marcelo Medeiros）仍记得雷曼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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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在思考企业如何进化……在讨论谁会成为新合伙人的那些会议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然后说谁要售出股份，谁来买，花多少钱……他来分配这些股份，然后调整公司结构。他控制了新合伙人的准入资格。即便是雷曼不说话的时候，每个人也都清楚，他们必须说一些雷曼能够接受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