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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人在银行里都有办公室，但是他们基本不会在那儿办公。比如说席尔瓦，他从天秤经纪公司时代就跟随雷曼，对于自己赚到的财富非常兴奋，而且再也不想守在电话前销售股票了。他逐渐开始把时间花在约会和开车上面。开赛车最终成了席尔瓦的最爱，他花了三年时间参加了数个巴西长距离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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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曼从1975年开始逐渐收购席尔瓦所拥有的股份，直到三年后席尔瓦彻底退出了合伙关系。曾经为收购加兰蒂亚经纪公司提供了大多数资金的阿道夫在一开始就说，他只看中赚钱，无心工作。这种安排持续了两三年，公司团队也逐渐成长起来，大家逐渐开始对那些不为公司创造一分钱利润的人提出质疑。这些人每天住在里约热内卢富人区巴拉蒂茹卡（Barra da Tijuca）的大房子里，还附带奥运会尺寸的大游泳池、热带花园和网球场，这难道算合理吗？雷曼迫使阿道夫做出选择，是工作还是离开？虽然阿道夫最终答应卖掉自己的股份，但二人的私交因此恶化。阿道夫从来都不向他的朋友避讳，他感觉这是一种极为忘恩负义的行为。“合伙人必须工作”这条规矩只破例过一次：雷曼的表哥亚历克斯一天也没在加兰蒂亚工作过，但仍拥有接近1%的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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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伊尔赫梅是唯一雷曼没法劝走的创始合伙人。就像他从来都没有放弃里约热内卢乡村俱乐部的会员资格一样（他一直就被其他会员抵制，让他事实上无法使用俱乐部，尽管他还拿着会员卡），古伊尔赫梅非常顽固地拒绝把自己拥有的加兰蒂亚股份卖掉。他一直持有股份，直到1998年加兰蒂亚银行被卖给瑞士信贷。古伊尔赫梅在2011年10月去世，享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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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了席尔瓦和阿道夫的股份之后，雷曼便可以加快步伐把股份分配给更年轻的员工。一开始，雷曼拥有加兰蒂亚25%的股份，到了1978年，这一数字提升到了50%多。后来他开始把股份卖给新合伙人，才使这一比例逐渐降了下来。这种企业管理方式要求持续不断地全神贯注。20世纪90年代成为合伙人的马塞洛·梅代罗斯（Marcelo Medeiros）仍记得雷曼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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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在思考企业如何进化……在讨论谁会成为新合伙人的那些会议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然后说谁要售出股份，谁来买，花多少钱……他来分配这些股份，然后调整公司结构。他控制了新合伙人的准入资格。即便是雷曼不说话的时候，每个人也都清楚，他们必须说一些雷曼能够接受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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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加兰蒂亚在1998年被瑞士信贷接管的时候，雷曼拥有不到30%的公司股份。和他持股比例最高时相比，他已经转卖掉了自己大约一半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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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锅”里的恶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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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期，加兰蒂亚拥有大约200名员工，主要是20多岁的男性，有一些还是“PSDs”。每一个人都梦想着爬到最顶端，并为此用尽浑身解数。在年终测评时，当面让别人尴尬是常有的事情。由于等级制度在加兰蒂亚并不重要，越级直接跟上司的领导谈话是家常便饭。有的时候热情会过了头，争吵最终演变成打架。一位交易员会站在交易台上把一桶水直接浇在竞争对手的头上，必须靠其他同事才能把他们两个拉开。差不多有十几个人在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使用了“高压锅”一词来描述他们的一些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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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你把五只公长颈鹿扔进了一个笼子里，然后留了一只母的在外面，”前合伙人亚历克斯·阿贝德（Alex Abeid）说，“总有人会因此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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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工作环境，但像阿贝德一样，很多人也承认它就像是一场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活下来的战斗。“当我们知道游戏规则的时候，玩起来并不难。如果一个人能把我按倒在地，就表明他比我强，而且赢得了游戏。我就离开另择他处。这是大家都清楚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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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前“政治正确”的世界里，在金融市场工作的人们之间，尤其是在加兰蒂亚工作的那些人之间，甚至“玩笑”都可以充满敌意。因为加兰蒂亚基本没有女性存在，这也让公司的氛围更像是男校，恶作剧和笑话都被认为是可接受的。英国人弗雷德·帕卡德（Fred Packard）是大家最爱开玩笑的对象，他是1974年被雷曼招进公司的。帕卡德的主要任务包括为加兰蒂亚打开国际市场，那时“全球化”一词还没进入公司的词典。帕卡德继承了英国商人的传统，他衣着非常正式，也是公司里唯一穿西装的人。不过，他总习惯在坐下以后脱掉鞋子。有时候，会有人把他的鞋子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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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们经常对帕卡德做的另一出恶作剧是，在他要进行出差旅行前，拜托他带一份“快递”到目的地去。其实，这些所谓的“快递”都是些毫无用处的笨重行李，里面一般装的是电话簿或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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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恶作剧中，有一件事足以让他尴尬一辈子。有一次，帕卡德在会议室里试一套西装时，他的裤子被同事偷走了。正巧此时，可口可乐瓶装厂的老板进来了。这可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位客户。帕卡德非常惊慌，而且也没时间抓到“犯人”，最重要的是，他也没时间去找另外一条裤子。他坐在会议桌前的椅子上一动不动，此刻他只穿了衬衣、外套和内裤。他的客户当时很奇怪，平日里很有礼貌的英国人为何没有站起来迎接他，离开时也不知道，在这么重要的一场商务洽谈中，帕卡德是半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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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兰蒂亚的前合伙人坦诚地说：“那是一家真正的马戏团。”敏感的人在加兰蒂亚绝对活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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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曼同意参与的最大的一次无厘头活动是从22楼到楼下的赛跑。贝托则从来不参与这些玩笑式活动。类似的恶作剧甚至会发生在交易柜台上，这可是银行最紧张的地方。柜台的主管马塞尔不仅鼓励恶作剧，还亲力亲为。其实，在他来到公司后不久就成了恶作剧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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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塞尔有一次同时打着两个电话，一个接的是巴西中央银行的，另一个则是一位重要客户的。他的同事看到其衬衫肘部有一个小洞，于是就开始从那里拆线。马塞尔因为不可能中途挂电话，就一言不发地容忍了这个恶作剧。到最后，他身上剩下的部分只有领子和袖口。不过，他的镇定自若让这两个电话都没有被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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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也是大家最喜欢开玩笑的场合，其中有很多玩笑都充满着低级趣味。所有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加兰蒂亚工作过的人都知道“Jacaréd的婚礼”。Jacaréd在葡萄牙语里是“短吻鳄”的意思，同时也是交易员莱奥波尔多·卡埃塔诺（Leopoldo Caetano）的外号。他是另一个大家经常捉弄的“倒霉蛋”。他的婚礼当时在位于乌卡（Urca）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教区的小教堂里举行。加兰蒂亚的员工们为此次婚礼做了和新娘一样多的准备。他们买了七个库卡（Cuca）人物的面具，这个人物是一个带着短吻鳄脸的老女巫，来自环球电视网（TVGlobo）的儿童电视节目斯提奥·皮卡普·阿马雷洛（Sítio do Picapau Amarelo）。马塞尔当时是婚礼的伴郎，他为买这些服装花了不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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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婚礼进行到一半时，这七个戴着鳄鱼式面具的人出来了，包括阿贝德，他们一起到了教堂前面，戴着鳄鱼面具，还有一些被“招聘”来的小男孩冲进了教堂，高喊：“爸爸！爸爸！”新娘被吓了一跳，神父也非常恼火，并威胁要推迟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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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一通之后，仪式也结束了。随后进入祝福新人的环节，当时游艇俱乐部上的聚会还在进行，我们就把新娘和新郎的手铐了起来，接着把他们带到了拉戈亚（Lagoa）酒吧，”玛亚说，“那简直糟糕透顶，但是每一个婚礼都与其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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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亚在谈到公司发生的各式各样的奇闻逸事时根本停不下来。有的是他亲眼所见，有的是他在午餐联谊会上道听途说。这个联谊会是他发起的，主要目的就是加强加兰蒂亚的前合伙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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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聚会一直在里约热内卢举办，通常每次都会有不同年代的20位前合伙人参加。马塞尔一次不落，雷曼很少参加，而贝托只参加过一场。雷曼最近一次参会是在2010年，在他的建议下，午餐被安排在了里约热内卢乡村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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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用场地需要大家分摊4 000雷亚尔的费用，我问雷曼愿不愿意请客，”玛亚笑着说，“他说，‘不，每个人都该出钱。’”活动结束以后，雷曼跟玛亚建议说，公司的前经济学家也应该被邀请，并在下次的聚会上做一次演讲。“我知道雷曼想把这事儿变成工作。”一位与会成员听到这一想法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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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雷曼的这个建议被大家完全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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