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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也纳危机的十年间，德国首相俾斯麦已经开设了全国性的健康保险和强制性养老保险。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也实施了转型，从不加控制的市场经济转向由州际商务委员会控制，开始实施铁路管制、制定反托拉斯法和第一批各州的证券监管法律。19世纪80年代，美国同时还发生了第一次“反商业”活动，民粹主义者（populist）（美国人民党所提倡的主义，以主张保护农民为其政策。——译者注）兴起并成功地使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地方电力公司实现“社会化”（译者的理解是将股东控制的电力公司逐步向社会公众下放权力，使大家可以参与决策。——译者注）——这是继维也纳之后第二个敢于这样做的西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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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早期事件发生之后，政府控制经济和指导社会发展方向逐步变得普及。19世纪政治上最激烈的争论不是“福利问题”，而是没有限制的政府权力，例如希特勒、斯大林和墨索里尼，与之对应的则是我们在美国、日本和战后欧洲所看到的对于国家权力的民主与法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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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1973年的分水岭完全可以与1873年相媲美。1873年意味着放任主义的结束，而1973年标志着政府作为一种进步力量——实现启蒙运动基本原则的载体工具——的时代结束了。遍及西方的石油危机、美元浮动汇率、学生抗议使我们逐步放弃了19世纪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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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确信，福利国家的口号还会坚持，但它不会转化为行动或成为激励因素。就如同柴郡猫（英国作家Lewis Carroll 在《爱丽丝漫游奇境》（Alice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里，详细描写了公爵夫人家中的一只柴郡猫（Chesire cat）。——译者注）的笑容一样，留下的只是形式，其他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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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创造性破坏”的动荡一直伴随着工业革命，在此之后，一整套机制建立了起来，政府通过它们化解社会风险。随着政府逐步成为社会风险的保障者，人们将政府看做是新一轮创新浪潮（即与生物工程、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相关的“创业潮”（关于entrepreneurship有不同的译法，常见的还有企业家精神。——译者注））的拦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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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我们刚刚开始走向安全文化，现在又要抛弃它转而支持风险文化？这是1973年之后，里根、撒切尔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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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时代的一般性趋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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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首先，让我们明确一点，政府仍然在不断扩张。罗纳德·里根总统扩大联邦预算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超过了所有前任。尽管美国已经取消了航空管制，但是又开始实施强制性药品检测。对药品检测的干预要比航空管制严格得多。政府的力量并未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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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和安全不是对立的，而是平行的。毕竟，社会保障是19世纪工业领域“创业潮”的产物。之所以建立这种制度，恰恰是因为出现了非常多的风险。而且我相信，我们会创建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应对当今创业时代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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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保障模式可能会是什么呢？在我看来，由于目前的经济巨变，20世纪末最明显的进展就是：工作被当做一种财产权利。这几年我们看到了一系列法庭判决，严格限制雇主随意解雇工人（这曾是他们的传统权力），即使双方没有签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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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换工作的风险意味着一个员工在通用电气公司（GE）工作22年后，失去了他获得的职位安全保障。假定这个人是管理工程师，他知道只要他以前是制造蒸汽涡轮的，那么将来他还会继续制造它们。他知道GE控制了45%的市场份额，自己不用为了这份工作而那么拼命，通用电气公司总会有一份工作给他，并且有提升的可能。现在，这个人得知GE随时可能退出蒸汽涡轮市场，因为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年轻人在将来可能会完成一项小发明，足以使GE所占领的45%的市场份额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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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享有既得利益的员工非常愤怒，因为他的安全保障设想成为了幻影。他已经把他的工作看成了一种权利，拥有这个职位是天经地义的。所以他向法院起诉保留这份工作，试图把工作重新界定为他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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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事情的影响大过财产权利的重新界定，它对社会秩序变革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在从放任主义到福利国家的转变过程中，最重要的财产是商人创造的商业财富，而不再是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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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将工作重新界定为一种财产权利是对当今创业大潮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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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持续创新的“知识社会”（其特征是经济不稳定）中，难道教育不是一种既有灵活性，又有安全性的制度吗？这难道不是一种灵活的安全制度，即允许个人在不同职业和不同组织中流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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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适当的教育是一种新的安全保障模式。但是，我们的学校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在“知识社会”中，大多数人只能以雇员的身份谋生，他们所在的组织要求他们提供高效率的工作。但是，我们的教育体制正好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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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由大型组织——包括政府和企业——组成，它们必需依赖信息的流动才能正常运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所有发达社会已经进入了“后商业时代”。企业不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各种职业越来越要求应聘者具备大学学士学位。现在的社会中心转向了知识工作者。但是，没有一家教育机构——甚至包括管理学院——尝试教给学生一些基本技能，以使他们在组织中能够高效地工作。这些技能包括：口头表达和写作能力；与人合作的能力；推进和指导自己的工作、贡献和职业生涯的能力。这种“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是后商业社会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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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什么样的最新经济现实使得我们的经济思想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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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当今新的经济架构使所有以前的分析范畴都落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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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原材料经济与工业经济开始分离，不再匹配。至少原材料经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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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原材料经济日益萧条，但是工业经济却蒸蒸日上。在所有过去的经济周期中，食品和原材料经济衰退之后，18个月内必然伴随着工业经济危机。但是这一次却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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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匹配，有以下几个原因。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大规模发展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农产品过剩。尽管这种情况导致美国部分地区19841987年的农业收入下降了2/3，但是，它对于经济的总体消费能力影响较小，因为农业人口现在只占很小的比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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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与过去相比，工业制成品所含的原材料大大减少。例如，19世纪20年代的核心产品是汽车，原材料和能源占其成本的60%；现在的核心产品是芯片，其成本中只有不到2%是原材料和能源。日本在19651985年间工业生产增加了2.5倍，但是它的原材料和能源消耗量几乎没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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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也变得与劳动力不相匹配了。在1988年，如果要生产与1973年相同数量的商品，蓝领工人只需要用2/5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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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投资总是跟随贸易而变化。现在，投资企业可以把生产设备安装在全球市场的任何一个角落，而不是像从前那样在本国生产然后再出口。现在，它们可以很方便地在国外生产，然后向本国返销。它们在有研究人才的地方搞研究，在有设计师的地方做设计。例如，庞蒂亚克汽车（Pontiac Le Mans）（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个品牌。——译者注）在德国设计，用日本的零件在韩国组装。本田（Honda）在美国生产汽车，并返销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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