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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说法是，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要取得成果要需要一项附加的技能—熟知外汇市场并且能够减少外汇的漏损。在卡特和里根总统执政期间，美国的外汇流失严重，欧洲和日本的出口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对于美国公司而言这种漏损是由于币值波动造成的。相比之下，在欧洲市场（尤其是德国），美国的税务还是微不足道的。极少数的出口商能够了解在美国法律之下怎样节省大量的税务（一般情况下这些都要经过专家指点）。但是现在，即使是小型的美国出口公司都知道如何将出口漏损减至最小。这一技巧成为当前美国出口市场的主要竞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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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出口额的增长来看，出口和国外的制造业两个行业相辅相成。一旦一个知识密集型产业拥有大量的国外市场份额时，它必须拥有国外的制造商，否则它就是为当地的竞争者制造了机会。这即使对于小的出口商而言也是真理。一旦拥有欧洲和日本市场的35％份额时，医院传呼系统的制造商一定会开始远离美国当地运作。制造业为美国有效缓解了就业压力。在两年之内那个医院传呼系统制造公司必须为其海外的运作继续雇用15％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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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美国出口额的剧增为哈佛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他最近的书里），他强调在当前迅速发展的世界经济中，知识远比国界更为重要。但是他同时也支持一个相反的观点：各国经济的重要性以及国内市场结构。这个观点是由另外一个哈佛的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在他写的《国家竞争优势》里提出的：美国的制造业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和成功地对由1985年美元贬值导致的出口契机做出反应，是源于美国自身经济结构的优势，在此基础上以市场驱动或是机会驱动进行强有力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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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未来（珍藏版） 第6章 低工资：不再是竞争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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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竞争中，蓝领工人的工资水平正逐渐变得微不足道。生产率却依然重要，甚至是越来越重要。质量、设计、服务、创新、营销的重要性也正在与日俱增。但是作为直接成本的蓝领工人工资却迅速变成了次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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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蓝领工人的工资在总成本中所占比例下降了，以至于低工资不再能够给企业提供足够的竞争优势。一条久经验证的规则指出，海外生产的成本至少要比本国生产低5%，很可能是7.5%，才能弥补距离产生的巨大成本，比如运输、通信、差旅、保险、资金等方面的成本。如果工资成本下降至总成本的15%以下，那么在同样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下，两者要有50%的工资差距才能抵消距离产生的成本。而实际上，在发达国家之间是不可能出现这么大的工资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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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制造业中，蓝领工人的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是18%，这一数字在几年前还是23%，随着生产率的迅速上升，蓝领工人的成本急剧下降（如果一个工人能生产更多产品，那么成本就是在降低，即使工资略有上涨，实际上成本还是在降低。——译者注）。如今，一个行业或公司的蓝领劳动成本比例如果超过了15%，那么它就已经落伍了。通用汽车仍有近30%的蓝领劳动成本，部分原因是受到了工会合同中限制性条款的约束。而丰田汽车和本田汽车的美国工厂虽然支付相同的工资水平，但劳动成本的比例却低于20%，而且有希望在10年内使之降到15%，美国的福特汽车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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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肉搏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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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型钢铁厂的蓝领劳动成本比例仍有25%。但是“小型钢铁厂”的蓝领劳动成本比例只有10%或者更低，它们的产量却占了美国钢铁产量的1/5，并且未来10年中它们的产量有可能占到美国钢铁产量的半数以上。美国纺织业宣称它们被低工资国家的进口商品击垮了，但实际上，该行业约半数的厂商在成本方面完全可以与全球任何地方——例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低工资厂商一较高低。美国的此类公司大多是大型公司，它们已经把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降到了10%或12%，不仅在生产布料这类商品方面如此，而且在生产牛仔裤和家常服装之类的成品方面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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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结构重组中，美国和日本竞争激烈，不过蓝领工资已不再是关键竞争要素，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日本在诸如汽车、轮胎等传统产业中的劳动成本比例很低，原因在于它们几乎没有受到工会的阻挠。而在制药、专业化工、生物科技、通信、计算机等新兴的高成长产业以及造纸、涡轮等部分传统产业，美国则保持领先地位。整体而言，欧洲的结构重组基本上还没有启动，但它们正在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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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重组的一个后果是，美国制造业正在缓慢地将海外生产移回国内。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恰恰是因为10年前它们将生产转移到海外时所减少的本国蓝领工作不会再恢复原状了。重组还产生了另外一个有些自相矛盾的结果：与工会宣称的相反，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并没有下降。原因在于单位劳动成本稳步下降，使得美国制造业能够快速扩大总产出，从而维持蓝领就业的绝对数字不下降。这种状况与西欧形成了鲜明对比，西欧制造业的蓝领就业比10年前减少了大约500万，只比日本的就业减少数字略微少一点。当今社会正在发生变化，从以前以工资成本为重的产业（汽车、钢铁等）转向未来以知识员工成本为重的产业（电信、制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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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领成本在竞争中的重要性下降，促进了制造业加速向各个发达国家的市场进行转移。美国产业界在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完成了这种转变，一方面是通过跨国公司收购欧洲企业或在欧洲建厂；一方面是通过与日本建立合资企业。虽然如此，而且目前美元的海外购买力大幅下降，但美国制造商仍在不断增加海外的直接投资，而且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外国企业几乎以同样的速度增加在美国的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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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欧洲与日本企业正在把生产向其他发达国家迁移，其目的是为了贴近市场，欧洲企业主要移往美国；日本企业主要移往美国和西欧。日本对在美国设立或并购工厂的公开解释是“害怕贸易保护主义”。这种说法主要是说给日本国内消费者听的。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蓝领工资在竞争要素中逐渐变得无关紧要，而市场距离的成本却在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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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趋势导致了发达国家厂商之间的竞争加剧。这种竞争的基础不再是工资差异，而是管理能力的差别，如知识工作和资金使用的效率、流程管理、外汇风险管理、质量、设计、创新、服务、营销等方面。随着企业越来越强调对自身技术、市场和顾客的了解，我们越来越需要的是专业化而不是合并或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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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国家中，这些趋势将会大大强化现在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的整合浪潮，这股整合浪潮至少从30年前美国企业走向“跨国公司”时就开始了。但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趋势却威胁到了它们快速发展经济的主要道路——以低工资、高生产率的劳动力为基础、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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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特别是巴西）以19世纪的美国为榜样，采用了当时的经典发展模式——向发达国家卖粮食和原料、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19世纪的美国就是靠向欧洲出口猪肉、猪油、牛肉、棉花、玉米、烟草和铜而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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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战后更令人惊叹的发展却是日本以及紧随其后的东南亚“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泰国不久将成为第五条小龙）。这些地区创新性地采用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项“发明”——培训，培训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使美国得以将工业革命前不掌握技术的人员转化为有效率、高生产率的工人。这些国家通过培训，把不掌握技术、低工资的人们快速转变成高效率的工人（但工资仍很低），因此它们的产品在发达国家的市场就具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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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来，以上两种发展路线可能都行不通了，因为现在的粮食进口国已经很少了，在发达国家中，除了日本仍有粮食短缺外，其他所有的国家均粮食过剩。另外，工业生产也变得不再非常依赖原料，20世纪20年代的典型产品是汽车，它的原料含量几乎占了60%；而20世纪80年代的典型产品是半导体，它的原料含量只有1%。一条光纤电缆的原料和能源含量约为12%；而原先使用的铜线电缆则包含近50%的原料和能源。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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